谢地：把握好新时代协调发展的内涵要求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指出，协调发展是评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和尺度。一方面，协调发展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客观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境下，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入手进行协调的必要性是客观存在的。总的来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化解是消极的协调，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劳动则是积极的协调。另一方面，协调发展是党领导经济工作一贯的方针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协调发展的理论探索与政策实践是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展开的，主要表现在关于改革的路径设计符合实际、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关于协调发展的论述和措施更为丰富这三个方面，我们党对协调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的方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协调发展彰显了发展的规律性，还在新发展理念的“天平”中起着重要的“砝码”作用，因此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和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院长金雪涛指出，随着时代发展，我国数字经济已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两化”拓展发展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和数字治理的四化”。尽管“四化”协同已大大拓展了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但其并非数字经济发展的最高级阶段。数据量的爆发增长和数据价值化的普及应用必将推动数字经济迈向数字孪生的新发展阶段。虚拟数字世界中细节更丰富的拟真环境、数字模型的验证与学习、沉浸式的在场体验等，将辅助人类进行物理世界的改造，甚至创造超越人类想象的新世界。由此，面对数字经济新发展，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四方面的“同构”：即万物互联与万物智联同构，加速下一代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构，丰富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智能化场景应用；算法与算力同构，强化数字经济深入发展的原动力；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同构，做好数字孪生建设的充分准备。

　　山东大学世界政党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房世刚表示，今年恰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融入世界的中国经济插上了飞得更高更远的翅膀。入世以来，中国认真履行承诺，不断扩大市场开放，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入世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激活了国内发展的澎湃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一带一路”、中欧班列、进博会皆是开放的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公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彰显中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彰显中国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大国担当。进博会连续举办四届，交出了稳步增长的成绩单，实现了“越办越好”的承诺，成为中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更是中国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华美乐章。面向未来，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北京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邱兆祥认为，科技创新具有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每个阶段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金融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枢纽，既能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又能为规避化解创新风险提供金融工具和制度安排。因此，活跃的金融市场、畅通的融资渠道和良好的金融环境是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以金融创新更好服务科技创新，一个着力点是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具体来看需要着重抓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快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尤其是创新考核激励机制和健全授信尽职免责制度；创新授信模式，转变经营理念；创新信贷产品，推出更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量身定做的信贷产品。二是着力推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创新，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是满足企业创新活动融资需求的有效路径。三是注重以科技手段促进金融服务创新。一方面，推动金融科技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发挥科技手段在缓解信息不对称中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王毅，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张蒙、田春秀，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李海东、赵立君认为，要解决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双重危机，必须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目标，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推进。目前来看，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生态环境领域的热点问题，也是典型的公共管理问题，在协同治理视角下面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协同增效有待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关部门间的统筹机制有待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提高、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的技术政策缺乏等挑战。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增效，一是制定协同治理政策制度框架；二是构建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调互动的治理体系，通过履约协同、立法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信息协同、利益相关方协同，让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形成多措并举，协调互动的治理体系；三是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四是推动有利于实现碳中和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贸易与合作方式；五是加强生态系统修复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效应研究。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是我国特有的形式，具有与西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