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世界500强！你好小公司时代！

　　摘要：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轮正席卷全球的新的科技，我们必须抛弃大量的旧观念与旧规则。比如，把越来越多的世界500强公司，一家一家踢出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名单，然后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替代它们。因为，这些“小公司”才代表未来。

　　钛媒体注：随着中国创新经济的发展，我们确实发现，过去几十年长期笼罩在中国民营企业头上的“世界500强”外企阴影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2013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到今天，我们则越来越看到创业和创新经济所迸发出来的巨大活力。（查看钛媒体相关文章《大公司的坏线，在华外企集体雪崩年》）

　　而作为中国经济最为支柱的产业，长期对接外资的中国制造业发展状况如何呢？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煜全此文，或许会给我们很多新的思考：

　　比如，把越来越多的世界500强公司，一家一家踢出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名单，然后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替代它们。

　　纵观历史，几乎所有的生产力变革，以及每一次颠覆性的市场话语权变革，最根本的推动力都是科技突破。

　　而在此之前，科技创新从实验室到商品的转化，主要都由大公司来完成，因为它们有充足的经费与人力资源投入，支撑自有的庞大研究机构运转，并能迅速将其转化为实际产品。

　　仅仅是一家贝尔实验室，就推出了像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数字交换机、通讯卫星、蜂窝移动通讯设备、长途电视传送等产品，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

　　但近年来，这个趋势正在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的中小企业取代世界500强，开始成为创新转化主体。

　　比如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比如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公司Illumina，比如海银资本投资的，拥有全球最多电磁共振技术专利的WiTricity等等。

　　新的形势下，这些创新型科技公司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从小公司迅速成长为覆盖全球市场的大企业，并导致过去的跨国企业的科技优势与市场优势迅速丧失。

　　这些公司从创立到成为产业领袖，甚至垄断整个行业的整个过程，不再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而是在短短的十几年，甚至数年内就宣告完成。

　　这个重大变化，起源于美国1980年通过的拜杜（Bayh-Dole）法案以及《1986年美国联邦技术转让法》。

　　在这些法案出台之前，政府资助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一直由政府拥有。由于审批程序复杂，这些专利很少向私人部门转移。截至到1980年，只有不到5%的专利技术被转移到工业界进行商业化。

　　而这两个法案规定：在政府资助的研究发明中，发明人也有权分享专利授权许可收入，而且小企业有优先获得转移许可的权利。

　　正是这个体制突破，让技术创新不再被大公司垄断——即使没有资金和大批人才组建自己的实验室，中小企业也可以通过获得高校科研成果，直接将创新转化为产品。

　　一个经营经验很丰富、信用很好的企业家或连续创业者，加上发明了一个创新技术的专家——我称之为双长制，往往就能搭起这样一个创新中小企业的雏形。

　　在这之前，很多人都看到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成功，看到了苹果、Facebook和Uber，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整个科技行业的创新浪潮，尤其是在很多大家视为传统的领域，比如材料、能源、农业等领域，这样的变化也扑天盖地而来。

　　而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更已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

　　我们可以看到，各国都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三维（3D）打印、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

　　网络众包、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商务等正在重塑产业价值链体系；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自十八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兴衰史和中华民族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但众所周知，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制造业下滑不振，即使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当前仍难以遏制其进一步萎缩。

　　不止是因为全球经济环境持续低迷，更重要的原因是，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的地位已经下滑，并将继续面临巨大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速推进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新格局。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投资和出口增速明显放缓，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下，中国制造业的调整结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刻不容缓。

　　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繁荣主要归功于改开放国策，通过“技术换市场”的式，吸引外国公司进中国，以此获得强大的先进生产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企业贡献最多、得到持最，也是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是，正世界500强公司，是欧美的大企业，正是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他们源源不绝的庞大订单，帮助中国建了完整的制造业态环境，让中国世界工厂的齿轮持续运转。

　　但现在，创新与市场已经向新兴企业转移，大公司的市场被侵食甚至颠覆，它们的收入与份额在下滑，它们的业务在萎缩，这个变化的压力自然也在向中国制造业传递。

　　那些取代巨头的创新公司离我们太远，发展又太快，中国制造业并没有在它们发展的早期切入它们的从标准制定、技术创新直到大规模生产的整个生态系统中去。

　　就像特斯拉，因为是纯电动汽车，结构和传统内燃汽车不同，所以很多零件都必须单独设计，并且要在生产过程中不断调整、设计，但早期产量有限，合作缺少利润，所以它并没有进入中国供应链的视野。

　　于是，当Model S车型上市时，数千个零部件的供应商有来自德国的，有来自美国的，也有巴西和日本的，但唯独没有一家来自中国。

　　由于发展迅速，这些公司很难独立完成全部生产流程，他们往往是利用自身创新优势，大量与外部公司合作，形成群体性的创新环境。

　　在这种快速扩张的创新模式，对资本供血、大规模制造能力、以及足够庞大的市场预期，都有强烈的需求。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从需要吸收外资的资本缺乏国家，转变为世界上重要的资本输出国，未来20-30年，资本国际化更将成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而这些资本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谋求更高的资本回报率，促进国内企业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积累，已经让中国建立起大规模的制造能力与产业基础，彻底融入全球社会分工，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国制造工厂”。如今，更已启动面向工业4.0智能制造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转型。

　　此外，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中国超大规模的内需潜力还在不断释放，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这就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双赢机会：中国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能力，强大的制造能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中国制造业实现科技升级所需要的大量先进科技，又正好掌握在这些中小科技公司手中。

　　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可以放眼全球，加紧前瞻性的战略部署，着眼建设制造强国，固本培元，化挑战为机遇，抢占制造业新一轮竞争制高点。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可以投资为纽带，将这些新锐高科技企业带到中国，依托中国质优价廉的制造能力以及国内市场，在推进创新科技企业发展同时，扭转中国制造业持续萎缩的困局，最终联合拓展全球市场，实现双赢。

　　如此，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以及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均有望顺利完成。

　　第一，海外市场波诡云谲，在不了解当地政策、社会、市场环境，没有当地人脉的情况下，就敢于盲目投资合作，要么是天才，要么是傻子。

　　第二，我们正处身于一个创新井喷的时代，各种技术层出不穷，最前沿的高科技与最的骗术鱼龙混杂，甚至即使看准了一个技术的前景，也也难确保整个产业趋势的变换与更迭。

　　第三，与中国最普遍的微创新、应用创新不同，真正的基础创新与颠覆性创新门槛非常高，壁垒也很高，它的价值也与“微创新”天差地别。如果没有抓住对方的知识产权，没有抓住有明确专利、有研发能力的核心企业，就很容易变成盲目引进。

　　一要依靠政府力量过滤风险。如果政府在坚持改开发的针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对招商引资的具体实施进战术性调整，把政策倾斜的重点，从世界500强公司调整到以国外中小高科技企业，把优秀的公司请进来，大家展开合作，企业的风险可以大大降低。

　　二是集合力量对冲风险。如果单独投资一家公司，风险非常高，但如果依托专注于国外创新科技公司投资的投资机构、孵化器或合作平台，成系统地，沿着整个产业方向的大势成批地进行投资，那投资与合作的低风险高回报就可以预期。

　　中国本届政府已经强调，要立足国情，立足现实，通过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公布了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

　　可以预期，中国面向全球开放创新的合作体系将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成熟，助推中国制造业整体科技升级，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繁荣。

　　中国的资本与中国企业也应该抓住宝贵的时机，与国外创新全面对接，布局美国科技前沿。在这在这方面，海银资本也正在做很多桥梁工作，欢迎关注海外创新投资的投资人与企业家跟我交流探讨。（本文独家首发钛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