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IT青年参与开发涉诈App很多来自知名高校

　　几个月前，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的陈女士，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了一款炒虚拟货币的App。没想到，没用多久，这款App居然打不开了，

　　在北京市顺义区，郭女士下载了一款财富管理App，这款App看起来和身边朋友们的毫无二致，郭女士投资其中、收益颇丰。没想到，在投入200余万元巨款后，系统显示“账户异常”无法提现，这款App再也无法登录……

　　警方调查发现，她们下载的这些App，外观设计都很“高大上”，起初各类功能看似正常，实际上都是类App。

　　随着反电诈工作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分子转变犯罪手法，大肆使用不法App实施。不同于传统的涉“两卡”，电诈手段正逐步升级。

　　国家反诈中心统计显示，2021年一季度全国发生电信网络案件22万多起，其中超60%是利用App实施，涉及理财、、、、非法集资等多个领域。

　　经追踪调查国内多起相关案件发现，不法分子利用“技术中立”“可挣快钱”等借口利诱年轻技术人员，使其沦为新型电诈案背后的“制刀者”。

　　湖北浠水县的陈女士是从一个“荐股”的微信群扫码下载该App的。民警了解到，该App通过虚构项目吸引受害人投资，操控后台数据给受害人造成“获利”假象，资金池内金额达到预期目标后，就关闭平台卷款而去。这一App，由天津市一家科技公司开发。

　　无独有偶，2021年4月底的一天，位于武汉市光谷创业街的湖北晟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昌公司”）被查封。该公司案发与一款虚拟币投资平台“timega”有关。这一平台由刘某花8万元从晟昌公司购买，采取“拉人头”的方式，吸引客户“炒币”。上线个多月，该平台就发展了2289个“下线万余次。

　　“刘某‘割韭菜’，操纵‘杀猪盘’，晟昌公司相当于背后的‘制刀者’。”参与办案的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民警张晟说。

　　湖北晟昌公司由25人组成，分为技术、销售、美工等部门。技术开发人员分工明确，负责编写程序代码、购买域名、租用服务器、封装……一番操作下来，一款App制作周期大多不会超过1个月。

　　因其中一些App需要实现的功能类似，同类App可“批量开发”。晟昌公司还为下线买家组建微信群，负责后期功能调试、运维等。

　　湖北浠水县陈女士“中招”的App，即由天津某科技公司的一群IT青年开发。警方赶到时，一群年轻人正在电脑前埋头工作，墙上还贴着励志口号——“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奋斗的自己！”

　　经查，该公司的技术负责人毕业于知名高校，这款涉诈App的开发团队成员大多是90后，都有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

　　在武汉的晟昌公司，同样披着网络科技的外衣，则在3年间开发了150余个涉及区块链、虚拟货币、电子钱包、网络商城等的App与小程序，几乎全部由网络金融、团伙订制。

　　晟昌公司10名嫌疑人被刑拘，“基本都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办案民警张晟说，负责技术开发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最小的只有22岁，他们都有光鲜的生活，但法律意识淡漠。

　　在湖南，一家由多名年轻人创办的“明星”企业，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竟是因2021年6月被网安局通报为“组团犯罪”。

　　2019年11月，客户张某找到这家有诸多光环的科技企业，希望其能制作某证券App的“相似款”。该公司3名主要负责人明知这款App可能被用于犯罪，仍接下业务，帮助张某开发、维护两款虚假证券App。

　　这一团伙成员均毕业于国内著名高校，有的还拥有硕士、博士学历。他们通过基础源代码，出多个投资类App，能做到“骗完一人即抛弃整个App”。

　　曾参与办理多起相关案件的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任巍巍为“制刀者”画像：90后IT男为主，大学以上学历，明知他人可能利用App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或积极配合“直接发力”，或放任不管“间接助攻”，并多以“技术中立”为挡箭牌，长期游走于法律的边缘。

　　陈女士被骗那款App开发公司的前端工程师王立（化名）在采访时称，公司每年开发10余款软件，首先由销售与客户对接项目需求，开发团队进行研发、测试，再交由客户验收，团队根据验收意见对软件进行调整。王立称：“从没想到，自己会卷入刑事案件。”

　　王立介绍，开发一款软件需多环节合作，每个程序员一般参与其中某一两个环节。经此一案，他建议，相关专业大学生找工作时要多方了解求职公司背景，开发软件时，“尽量了解下游客户买去做什么、是否涉嫌违法”。

　　湖北晟昌公司的技术总监余某，软件专业毕业，90后。参与开发涉诈App后，他每月进账达到4万元以上，比此前1万元的工资高出几倍。面对警方调查，余某坦承，“知道可能违法，但是在别的地方也拿不到这么高的工资”。

　　“以为只是开发App，没有直接参与，问题不大。”面对警方调查时，晟昌公司一些涉案人员如此回答。据介绍，公司老板经常给他们“”，称公司只是“做刀”，“刀被客户买去是割韭菜、杀人还是切水果，都与公司无关”。

　　办案民警介绍，晟昌公司开发的一系列涉诈App，平均售价10万元，价格最高的一款24万元。“每开发一个，公司通常可获利数万元”。

　　一名业内人士介绍，涉诈App开发者接下订单，多是抱着赚快钱、期盼可以一夜暴富的心理。这些涉诈App背后，“活儿不难、来钱快”，成为一些网络科技公司或技术人员愿意铤而走险的最直接原因。

　　2021年7月以来，国家反诈中心接连公布两批共计644个涉诈App。这些仿冒App，由公安机关对电信网络案件梳理后整理而出，内容涵盖社交、、投资、、购物、短视频、手机安全等多个领域。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任巍巍介绍，门对涉诈App案正在实行全链条打击，案件背后提供技术支持的“制刀”团伙，涉嫌罪名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

　　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些判决书显示，类似案件中的技术开发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1至3年不等，“人生路途从此也蒙上一层阴影”。

　　她撰文指出，虚假App已成为黑灰产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暴露出App市场法律规制不完善、监督管理薄弱等问题。

　　据其分析，App制作无准入门槛，一些封装平台审核不严、流程形同虚设，伪实名注册、更换网址重复封装现象频出；一些App绕过应用商店审查，扫码即可下载，监管处于缺失状态，加之涉案网站多租用域外服务器，致使App“近乎处于脱管状态”。

　　她建议，应完善法律法规，设立App市场准入制度以及开发、封装、分发等各类主体实名登记备案制度，并制定行业规范、定期核查，建立严格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从制度层面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通信网络环境。网信部门应加强对App的监管力度，特别是确立对未在应用商城上架App的监管方式，堵住监管漏洞。

　　2021年10月下旬，《反电信网络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有委员提出，电信手法越来越先进，其中有个重要因素即“部分特定的精通专业电信网络技术、具有专业资格的技术人员参与其中推波助澜”。

　　还有声音呼吁，可参照证券市场对违法人员设定禁入制度，除追究相关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外，还可增加禁业惩戒条款，取消和限制其专业资格。

　　“有知识的人犯罪危害更大。”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王志波呼吁，加强对IT青年群体的法治教育。

　　他表示，涉诈App大都是懂编程的人编写的，有的高校毕业生只注重技能提升，比如致力于让软件实现某些功能，但不清楚自己写的代码最后会被拿去做什么，有的可能被拿去实现“二次开发”，有的可能通过接“私活”写代码，“都暴露出其背后法律之弦的缺失。”

　　根据王志波的观察，当前一些高校IT专业课堂上，关于新型犯罪途径的普法教育相对缺乏，比如“帮信罪”的释义与危害。他建议邀请法学院教师或司法机关公职人员为高校学子开展普法讲座，结合相关案例及时预警。

　　湖北一所高校计算机学院教授赵飞（化名）同样注意到不少惨痛案例，最近一两年，一些毕业于知名高校的IT青年或软件开发技术高超的年轻人沦为“黑客”，或者参与开发涉诈软件，“因为利益，选择铤而走险”。

　　在赵飞看来，高校专业课不能只着重技术层面的培养，一定要有思政及人文教育，“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合理运用同样关键。拥有高超技术可以制作锋利‘宝刀’，但刀用来做什么，必须规范起来”。

　　2021年12月18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武汉分论坛就此话题召开“高校IT学子法治素养现状及提升”研讨会，共议如何提高年轻从业者的法治意识，划清“行业红线”。

　　“对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学生来说，研发出后台可以随意调控数据、留有‘后门’的‘问题App’，非常容易。”在湖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胡书山看来，关键在于掌握技术者是否愿意参与其中。

　　一名长期关注此类案件的武汉网警提醒，武汉警方此前经办的多起相关案件中，尽管有的技术人员称并不知情，但“不知情”不等于可免责。

　　2022年1月3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武汉分论坛、武汉计算机软件工程学会携手IT专业百名教授千名学生发出倡议：“坚决不做技术‘制刀者’”“力争将每一名师生打造成为反诈的‘宣传员、服务员、战斗员’”。

　　武汉计算机软件工程学会理事长、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李兵教授认为，数字社会、信息社会到来，叠加疫情影响，民众对移动网络依赖强烈，亟须加强相关行为源头治理，引导IT师生不做虚假App的技术助攻，发挥专业力量参与反诈，对于构建清朗网络空间、护航网络安全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