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试简评

　　按照约定，主要谈一谈怎么认识已经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我先就机构改革谈一些自己作为研究者的基本看法，然后还有一个结束之前的讨论互动。

　　自己已做了几十年研究工作，也高度关注机构改革这个问题。这次上已经公之于世的机构改革方案，是关于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它的相关大背景，是不久前在二十大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党的概念之下的机构改革内容，现在这个方案没有反映，只是反映的国务院系统改革方案安排。

　　相信各位朋友都已经在公之于世的信息里有了基本的了解。我这里先说一下总体上的看法。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完成经济社会转轨中公共权力体系的机构改革，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大的方向上，其实已经有多年的讨论，实践中间也有一轮一轮的推进。有统计说现在这是第九轮的行政机构改革。或者力度比较大，或者力度相对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至现在，平均不到五年就有一轮。作为第九轮，它的大方向，按我的理解，一直都应该是国务院机构走向大部制，就是能够合并的这些部委，应该尽可能地合并，机构总数应该尽可能减少。在设置上来说，当然要跟合理履行政府职能相匹配，能够精减的要精减，能够瘦身的要瘦身。大部制改革如果说到远景上，我们过去也讨论过，一些意见也在社会上通过一些媒体（主要还是一些自媒体，也有一些会议报道等等）也都披露过。

　　我举个例子。比如在新莫干山会议上，我们专门讨论过，如果往前做长远展望，中国现在非常有影响的发改委，还有整个政府要履行职能必须解决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公共资源分配方面起管理作用的财政部，这两个机构是不是应该考虑合并？当时也调侃地说，发改委、财政部合并了以后应该叫什么呢？叫“发财部”吗？这是个玩笑话。但内容确是严肃的。放眼看全球，有这么一个管理方面职能权责有几乎无所不包特征的发改委，再加上一个财政部，成为两大重要综合部门分设、并存的这个架构，中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在主要经济体里是找不到第二个这种类型的。

　　多年以前我们就注意到，在法国那边要找财政部，它对应的部门是什么呢？是“经济、产业与财政部”，那个机构我去过，里面人员规模也相当大，但它是把相当于中国的所有与经济有关的什么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的这些管理和产业分门类的机构职责，再加上财政部，再加上通盘的经济规划，统统放在一个部里。我上个世纪90年代初去韩国，那时候也注意到，韩国早已经把原来相当于中国计委的规划院，和财政部并成了一个规划与财政部。所以，这是从大部制推到远景上考虑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在中国现实生活中间，现在这可能还不可思议，我们现在决策层还是非常看重发改委这种实际上在国务院下面带着头儿通盘考虑统筹协调的综合部门功能。财政部跟发改委，当下也很难设想在中国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什么时候，可以并到一起。这是简而言之说远景上的大部制。这一次客观地讲，国务院机构改革里的一些调整，是多少体现了一些可归并的就归并，但在减少整个部委数量这方面，并没有进展。

　　另外一个改革上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扁平化。扁平化在中国有非常现实的、突出的意义。我们早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特大的经济体，14亿人口，从中央到地方有5个层级，这5个层级实际的机构安排，都要配所谓五大班子。当然到了最基层的乡镇，那个五大班子，往往就是点到为止了——乡镇级，除了乡的政府、主席团（有这么一个说法），还有政协联络组，另外还有政法委对应的权责人员等等，大概跟上面贯通的。往上，就越来越强调五大班子齐全，中央、省、市、县都如此。实际上到了改革一定阶段上，比如从财政体制来看，乡镇是不可能作为一个财政实体层级的，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就已经把“乡财县管”作为一般区域主导的这样一个制度框架推行开了——中国广大的农业为主的乡村地区，都是乡财县管了，乡级的财政，实际上已经成为县级预算下管的一个预算单位，这是乡财县管以后乡这一级的实际情况。那么它隐含的逻辑，就是以后可能应逐渐创造条件，把乡这一级政权机构也变成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类似于咱们现在城市区域的街道办事处。它们是派出机构，并不削弱它的管理职能，只是没有必要搞五大班子，没有必要给它配税基。这样精简机构，减少公务人员总体的规模，在基层就会有一个很实际的基本配套框架。

　　当然，相关要讨论的问题很多，我们也点到为止说一下这个方向。这次的机构改革没有涉及扁平化。但是中央早就有文件，说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考虑实行省直管县的体制。财政省直管县，是已经有非常明确要求的，行政省直管县，也点到为止说了。全国曾经有过广东顺德这一个地方，正式发文件做行政的省直管县，后来应该讲是无疾而终，这方面没有更多进展。所以，扁平化这个事情，可能在具体形式上来说，还要待以时日。但是财政的省直管县已经隐含着可以在市县行政不同级的情况之下，它们财政同级而只配同一层税基。这样由市、县在一个平台上对省来搭体制，整个分税制就变成了中央、省、市县三层级的税基配置，相对应的国有资产管理权，还有要进一步清晰的地方的举债权，以后也一定是在中央下面只有两级的框架里，来进一步完善和实现其运行。

　　把这个大框架勾画一下以后，就说一下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是阶段性的推进，它涉及到的，主要还是在已有的上一轮国务院机构基本设置分工的基础之上，做一些突出重点的优化。我个人直率的评价，是说这次的改革方案的重点一个是科技，一个是金融。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可把它简单勾一下：

　　改革方案里的第一条，是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现在科技部的定位非常清晰，就是首先强调中央讲的“自主创新”这方面，要怎么牵头抓好。第一句话，就是加强科学技术部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等的职能，带头的就是“新型举国体制”。跟着讲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这都是原则，落到实处的是什么？就是不要再管那么多的具体事务，主要在战略层面上做规划，考虑体制改革，考虑怎么合理做资源统筹和协调，政策法规怎么样在部门视角上做出必要的动态完善，还有督促检查。这里面一些具体分工也都点到了，可以设想新的科学技术部职责要分到各个司局，要涉及国家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是基础研究，是讨论中间已都知道的，市场主体、企业很难在这方面有大量和持续投入。基础研究可能出的成果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出了成果以后怎么应用，实际的不确定性也非常大，但这是非抓不可的，所以必须由国家牵头。跟着的国家实验室，当然就与这个基础研究要呼应，以及重大专项技术转移体系，产学研结合，区域的监督评价，诚信建设，国际合作，人才队伍建设，还有评奖，大概就这些要点了。可以知道以后新的科学技术部下面的司局，除了有办公厅，还有机关党委，还有它的后勤等等之外，主要的业务就是这些。脱开原来的一些很具体的什么项目评审等这些事情。

　　还是从它最打头的这个新型举国体制说，现在中国的发展是要求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碰到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瓶颈是什么呢？就是卡脖子问题。在整个资源配置里，我们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跟全球化要对接，形成一个既有国内统一市场，又对接全球统一市场的这样一个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大循环体系。这个供需互动体系里，一般的“互通有无”，按照经济学上所说的“比较优势”是可以解释的——根据各国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这些制约条件看，比较优势就是可以互惠互利。对大路货，都可以用一般的互通有无这个经济学原理来做解释。但是到了真正的高端，在我们升级发展碰到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密切相关的第一流供给这方面，我们现在已遇明显的卡脖子问题。最典型的是高端芯片，还有航空发动机等等，都是最突出的例子。美国一再施压，现在不光在原来已有的基础上从打击中兴开始一直到打压华为，到对中国全面的高科技方面要以“长臂管理”来做极限施压、全面施压、全面遏制这个态度来看，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现在具体化到美国和荷兰、欧洲方面，通过他们的互动，已明确了：中国一直想得到的高端的光刻机不可能了，这就是所谓“卡脖子”问题，已经产生了对于中国发展非常明显的影响。这个卡脖子，它是个什么性质呢？卡脖子那就是生死攸关。如果查一下字典就知道，“卡脖子”是通俗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要在生与死的重大问题上予以打击。这样的战略性、关键性的问题，中央的基本方针体现在自主创新这方面。但自主创新不是覆盖所有事项的，我前面已经讲到的大路货的这些东西，我们要继续双循环，但是在循环不起来的、过去就没挂上钩、未来更不可能有任何希望挂钩的芯片这种高端有效供给问题上，我们必须横下一条心，只剩下华山一条路了——那么就是要走自主创新之路。

　　走通这个自主创新的路，就是现在表述的要依靠新型举国体制。它所依据的过去的经验，是我们在传统体制下曾经有过的“两弹一星”，是以人民勒紧裤腰带情况下的举国体制，终于搞出来的。自主创新搞了“两弹一星”，跟中国整个国际地位和以后中国在全球战略中间自己能够避免极端不利的情况，一步一步终于又对接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是有战略意义、非常值得肯定的自主创新的一个伟大突破。但是把这个举国体制拿到现在解决芯片、航空发动机的问题，对它又不能简单照搬。简要地说，举国体制解决“两弹一星”问题，它在突破过程中间，也有些偶然性，比如咱们的搞成了以后，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氢弹就出来了。氢弹最关键问题的解决，我们的自主创新里，是一个没有任何留学背景的俗话所说的“土鳖”专家于敏，他忽然有灵感后提出的“于敏构型”，独创了一条解决氢弹问题的技术路线。很短的时间，我们氢弹就搞成了。有，有氢弹，两弹再加上卫星——实际上就是洲际战略导弹这种投射能力，那么只要有这方面的样品出来，跟着就大局已定。后面有了多少个弹头，多少个发射井，那是有一个垫底的基本能力之后的发展配套，就形成了核威慑概念之下的核战略平衡。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核弹头数比美国要少多少倍，世上所传言的一些说法不一定精确，但是可以肯定有巨大数量差异，比如美国是五千多颗，我们只有几百颗——但几百颗核弹头就基本够用了，核战略平衡就实现了，两边作为核大国都必须小心翼翼，不要造成一旦启动以后收不回来的局面，那就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大家一起面对人类社会的核毁灭问题了。这种核战略平衡的意义，当然就是我们现在争取继续和平发展、继续实现和平崛起现代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性、战略层面的保障条件。这个问题在“两弹一星”那儿，如果是这么解决的，新型举国体制在芯片、航空发动机方面，就必须加上一条：不能只搞出一些样品，必须对接全球市场——最后新型举国体制攻关的成功要靠什么检验呢？要靠你能够在世界市场上源源不断地、高稳定性高水平高性价比地大批量不断生产出这种产品，比如高端芯片类似于人家所说的5纳米这种芯片，能不断生产出来，而且能够被世界市场竞争中的资源配置机制所接受，能够形成世界上整个市场里超出某一个临界点的份额，这才能叫新型举国体制攻关突破成功。所以，举国体制前面，要加“新型”二字。

　　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解决上，已经讨论了若干年，这一次的机构改革，我觉得首先它的突出意义是特别以科技为重点，而科技为重点的第一句话，就讲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对应这样一个卡脖子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按照过去“两弹一星”的经验看，传统体制下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非常有权威的指挥协调中心，形式上叫做周恩来总理挂帅，实际上在把握战略方针上，总理直接参与并报告给毛主席形成决策这个情况下面，是聂荣臻元帅坐帐，管国防科工委这个口，他在大本营里做集中协调指挥的同时，是非常能干的张爱萍将军在全国到处于现场协调，指挥大兵团作战式的成百上千的团队，怎么样协调在一起，克服种种实际不可避免出现的摩擦、疑惑、不同意见等阻力因素，争取把“两弹一星”尽快搞出来。这样的一个体制，在当下仍然有借鉴意义。如果让我作为研究者提建议，在新的科学技术部牵头搞新型举国体制的情况下，就要有一个借鉴当年“两弹一星”的指挥协调系统的专门安排。到底怎么安排，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后面跟着的，都是在这个自主创新大框架之下所需要配套的、保留在科技部里面的基本职能。突出的意义，我觉得还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中央说甚至要准备应对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而网上这几天大家都说芯片越收越紧，我们现在已经非常困难了，美国的长臂管理一直管到全球所有的、最主要相关的地方和可能形成有效供给的这些主体上。我们到底怎么突破，这方面的不确定性，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别无选择。这是结合着机构改革所说到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如果讲科技部也要把一些可以剥离的职能剥离出去，规划里就说了，它需要剥离的，是涉及农业农村方面的进农业农村部；拟定科技发展规划、政策设计等等这些，可以划入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卫健委等部门；高新科技发展产业规划、园区规划划入工信部；引进国外智力的工作划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这都是跟着就有所交代的。特别又强调了要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这方面怎么样更多做优化，也探讨了多年，并没有很好解决，现在还要继续寻求怎么样符合科研规律地使科研人员能够更好得到必要的、有弹性的财力支持，能够更好地把他们的聪明才智聚焦到创新突破上。相关的有一些具体说法，原来附属的一些机构，比如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这个机构就划到农业农村部了，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划到卫健委了，高科技研发中心，划入自然科学基金会了，等等。科技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方面。

　　另外一个，咱们就要说说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里也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市场人士、金融业界必然引起高度关注的国家金融监管方面的机构变化。跟着前面的科技部，第二大条，就是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这样一个总局，它的具体业务是统一负责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那就很清楚了，后面证券业有专门一个对应的机构，而除此之外，所有的都归金融监管总局。它的组建是在原来的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上面，把人民银行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责，都划入这个总局，不保留原来的银监会了。我自己感觉这个具体调整，是更突出了在金融管理体系里相对简洁地来形成一个统筹协调的功能，要形成这样一种混业监管功能。后面跟着的，还有一些和这次改革配套的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把证监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以及统筹推进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改革。我是觉得证监会调整为直属机构，以我自己体制内几十年工作里的体会，觉得形式上有变化，实际上变化不大。国务院内作为比照国际上可比成员的财政部、工信部等，是“内阁成员机构”，直属机构不是，但直属机构它又有一种特定地位，在授权、执行力等等这方面，并不比内阁成员部委有实质性欠缺。部委旁边有另外一些机构，形式上有区别，在实际发挥手中具有的公共权力而实施管理职责这方面，我没有体会到有什么特别的差别。比如财政部，它原来体内有税务机关，后来税务机关分出去叫国家税务局，那是副部级单位，以后又升格为国家税务总局，是正部级单位，跟财政部平起平坐了。虽然国家税务总局就是国务院直属机构，而不是内阁成员机构，但是在实际行使职能方面，这有什么对它的影响呢？没什么影响。当然，在大部制改革方向上又得讨论：以后条件成熟了，可能又把税务机构再划归财政部体内，那另当别论。不论叫什么，其实对于它发挥职能影响不太大，甚至可以说没什么影响，就是一种框架设计里的技术性处理。那么在地方金融机构这方面，明确地说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这在形式上来说，是减少这样一些地方已经有的很多牌子。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现在看得出来，是撤销它的大区分行和分行营业管理部、总行直属的营业管理部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级分行。这是按照行政区划又归一了，没有原来所说到的经济区划概念下的大区分行了。在深圳、大连、宁波、青岛、厦门设立计划单列市分行，这跟省级行政区是同样的待遇。北京分行保留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的牌子，上海分行和人民银行的上海总部合署办公。总体来说，是跟行政区划归一一体化了，简洁化了。

　　另外，实际上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影响，就是配套的一些改革，有些事情对于相关的人员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除了不再保留的一些机构的人员，要安排到哪个地方工作，有些还得分流，可能要减少人员之外，还有就是薪酬待遇。明确说了，金融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要统一规范管理——这就是“均使用行政编制，工作人员纳入国家公务员统一规范管理，执行国家待遇标准”，这是很实的一条。据我所知，人民银行行使的是中央银行货币管理当局的公共权力职能，按照国家宏观调控部门这个定位，当然就应该是公务员体系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实际的安排里，原来对这些人员实行“行员制”，可能是考虑到金融系统的人才，需要有更高一些的物质待遇。按照行员制，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实际收入水平就要比财政部这样机构人员的实际收入水平，从直观看要高一些（至于其他各个部门自己搞的一些名堂，另当别论）。在那个阶段上，可能有必要，而现在明确了，就是应该都按照待遇标准统一化。这方面也是讨论了多年的问题，一步一步来。首先是地方有些公务员待遇上去了，中央的不敢动——多年以前在北京市明确地叫“3581”，那时候中央部门的这些工作人员听了以后都干瞪眼，人家“3”是垫底的，一般工作人员最低的，一个月有三千块钱，然后五千、八千，到了司局级一万。那是很早的时候了，而当时中央机关比如财政部司局长，工资条上拿到的是人家垫底的三千块钱左右的工资。当时财政部部长是金人庆，他专门在全部工作人员大会上说，大家要想通，财政部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不要想财政部在这方面给自己人员加码提高待遇，北京市如此了，大家都在北京市，物价条件等等差不多，眼睁睁看着人家比自己高这么多，也没有办法。财政部要是敢给自己加工资，就必须把全国所有公务人员的工资都抬上去，你才能跟着加上去。当然后来也搞了一点安慰性的，给部内人员有另外几个几百块钱，是加在一起一千块钱出头的一种安慰，这都是老话了。这种类似的问题，多年来内部讨论，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特别解决办法。这次我觉得是放到明面上来讲了，以后央行的工作人员，就是跟其他这些国家管理机关工作人员薪酬拉齐了，执行国家待遇标准，实际上也隐含着以后的金融系统，凡是组织部门安排的领导职务，待遇上是不是要有规模化的一些新规定。实际上这方面过去已经有一些说法了，引出的应该是可以类似地设想，以后国有的这些金融机构里面的工资待遇，它的调整方向是什么。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这方面的说法，是要按照出资人相关管理规定，把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管理的市场经营类的机构剥离，相关的国有金融资产划入国有金融资本受托管理机构，由其根据国务院授权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还是体现的统筹协调，尽可能一体化、规范化。金融系统这一次的这些调整，力度可说相对而言比较大，影响也会比较大，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后面跟着推出的一些更细化的安排。这是两大重点的第二条。

　　其他的我们也简单过一下：还有组建国家数据局，这是一个新机构。过去我们都知道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后，中央高度关注下，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供给侧的要素里，应该加一项，就是大数据。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还相当复杂。比如这个大数据它的权责利，讨论多年，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一些平台公司所掌握的数据，跟这些数据的主体，比如我们一个一个公民的数据，在那里面是什么归属关系，公民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权责利？国家管理部门认为，这些数据有了社会意义，甚至可以进一步引出超越一般经济概念的更上层次的社会发展管理问题，甚至意义的问题，那么国家管理部门和这些平台公司之间，怎么样连通信息而共享数据，或者要求这些数据面对什么样的一种国家可做出的规范性调取，各方运用数据的权责等等，这方面有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更多的调研。这也要跟国际上其他经济体处理这种复杂问题的进展相呼应。在中国处理好这个事儿，把国家数据局专门组建，当然就是在领导机构这方面，终于有了一个很清晰的归口管理机构设置。

　　还有就是我们点到为止说一下，优化农业农村部的职责，完善老龄工作体制，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还有信访局调整为国家国务院的直属机构，这些都是这一次纳入配套方案的。相对而言，这些是在这次方案里带出来的，不属于特别突出的重点。

　　最后一条，是精简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有一个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简的要求。统一按照5%，那就带有一刀切的味道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都是按照5%，这个一刀切下来，它的区别对待的针对性可能不足，但是这可能也是无可奈何。如果说哪个部门是6%，哪个部门是4%，可能扯不清。国务院也很难摆平，没那么多精力分辨这么多细致的区别。所以，就统一要求5%。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重点领域重要工作。我们过去看到多轮改革里，这方面力度有大有小，这次编制按5%、1/20压缩，力度上是较柔和的。我记得很清楚，同志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那一年，机构改革压缩的力度，是中央机关要求按照50%压缩人员，到了财政部，也必须这么执行。但财政部实际上有些机构压不下去，预算司旁边，还必须另有国库司，按照业务的管理来看，预算司更多要做预算规划，国库司要做整个收支系统的运行管理。那怎么办呢？每个司也只能是几十号人，便发展出一个实际规模相当大上百号人的国库管理中心，是新设一个事业单位解决这种问题——那就是各个部门变通地来解决问题了。那一次压缩的比例为50%，可说力度极大。这次5%，我估计就不会有多大的震动了。

　　所以，按照这整个方案来看，精简了人员编制，但是在改革以后，除国务院办公厅之外，国务院设置的组成部门仍然是26个。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内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