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展与评价

　　摘要：伴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的进行，学术期刊出版模式与传播规律正在发生着重大变革，学科交叉融合的加速演进也使得传统学科边界逐渐模糊，对学术期刊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技术驱动与学科融合双重影响下，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已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期刊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研究梳理，本文总结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展历程和趋势，包括数字化、免费化、平台化、规模化、特色化、国际化、内卷化等显著特征。由于我国人文社科期刊数量繁多，期刊建设所存在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期刊的转型发展需要期刊自身建设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在外部环境营造上，需要进一步规范评价活动，发挥期刊评价的正向引导，坚持评建结合，扎实推进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营造良好学术生态、引领学术研究健康发展中实现自身高质量转型发展。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不仅是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阵地，更是引领学科发展与学术创新、推动学术研究交流与思想文化传播、促进理论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平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期刊规模庞大，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伴随着大国崛起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根本目标（谢伏瞻，2019）。哲学社会科学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2021年6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入研究新时代新技术背景下的学术期刊出版传播规律，探究新环境下的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方向与演进路径，为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和传播提供助力，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领域的重要使命担当。

　　与此同时，伴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的兴起，期刊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已经显现，借助于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期刊的办刊模式、传播途径等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这也引起了期刊界甚至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李小燕等（2019）通过对国际科技期刊的媒体融合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并结合我国科技期刊实际、政策导向和专家意见，对我国科技期刊的媒体融合现状和发展方向与着眼点做了探讨，总结为一个总趋势和5个特质，即以用户为中心，运用互联网思维，实现集约化、立体化网络平台、全媒体产业链、传播媒体矩阵与跨界融合经营的期刊媒体深度融合。安珍等（2019）通过梳理当前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认为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发展存在原创性不足、人才缺乏、规模效益不明显等问题。同时，作为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学报也备受学界瞩目，刘素菊和刘琳琳（2021）结合高校学术期刊在发展中出现期刊内容影响力低，新媒体建设时效性差，办刊人才队伍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也给出了相应建议，如建立多元化的新媒体传播平台等。

　　从当前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媒体融合发展已成为当前学术期刊界研究的共识和焦点，众多学者在此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就新技术背景下期刊的发展方向、媒体融合进程中期刊的转型路径、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相关建议等展开了系统探讨。媒体融合发展作为当前期刊发展的一种趋势已毋庸置疑，但是，期刊界在开展媒体融合发展实践过程中，如何选择合适的媒体融合渠道、如何打造精品媒体融合产品、需要何种形式的媒体融合支撑团队、如何使期刊媒体融合效果与影响最大化等基础问题仍需要展开系统化的研究和探讨。基于此，本文将从媒体融合发展基本现状出发，梳理引发媒体融合的关键技术、期刊发展的基本历程、学科演化的前进方向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外部压力等，在此基础上，分析媒体融合背景下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探讨学术共同体和学术评价机构在期刊转型发展进程中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引导期刊良性发展进而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从而为实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和学术期刊自身转型升级提供有效助力。

　　当今时代，互联网几乎贯穿于人类所有的工作与生活场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加速了信息传递的速率、拓宽了信息传播的渠道、扩大了信息辐射范围，使人类的信息交流方式得到了极大地拓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是人类步入信息社会的根本标志（周军辉，2021）。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影响，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指出“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将“互联网+”应用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将大大提升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随后各个行业都在尽力调整和探索互联网思维下的发展模式，学术期刊界在互联网技术应用方面做了许多积极探索。随着网络及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出版已成为世界出版业的发展趋势。数字出版的优势在于出版周期短、发行成本低、传播不受地域限制，并且可以满足读者阅读快餐式、跳跃式、移动式、碎片化、交互性强的需求（景勇、郭雨梅，2015）。当前伴随着媒体转型和技术，传统媒体包括大部分纸媒正在或已经完成数字化网络化转型，其中超过90%的英文期刊已经有了网络版，且随着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及传统业务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网络期刊仍在持续增加（杨东，2017）。继“期刊数字化”和“期刊网络化”之后，随着学术信息共享趋势进一步蔓延，作为新型网络出版模式的“开放获取”期刊取得了重大进展（吴岩等，2012；黄磊等，2020），该模式以较低的办刊成本和较高的出版效率，在促进科研、教学与生产力提升，促使信息流通的路径缩短、实现期刊出版周期时滞减少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贺月月等，2021）。但是，期刊网络化进程在为期刊办刊模式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信息安全因素也引起学者们的警惕。

　　区块链技术作为比特币的底层加密技术自2008年提出至今，发展迅速，与人工智能、5G并称为影响未来的3大技术。作为一种颠覆性、前瞻性的新兴技术，区块链利用其分布式账本、共识机制、去中心化、智能合约、信息的防篡改性、匿名性、开放性和可追溯性等特点和优势，针对学术期刊在著作权识别、学术不端治理、出版监管、以及学术评价和学术资源共享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为学术期刊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罗飞宁，2021），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科学出版平台，构建众筹、众证、众享、众包“四位一体”的科技期刊开放发展机制框架，可为实现科技期刊出版全流程立体化开放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治丹丹、任亮，2021）。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创新研究的重要载体，是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反映学科研究前沿、促进学术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平台。近年来，伴随着学科交叉融合程度的不断深入，科学研究活动和人才培养模式也面临着新的技术理论和方法工具的全面介入而带来研究范式的变革和创新。2020年11月，教育部组织召开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并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要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标志着新文科建设正式从概念设计阶段迈向实施阶段。从学科建设来看，新文科建设的宗旨是打破学科之间僵化的壁垒，在跨学科、多领域的融合中采用新思维、新方法来开拓新的知识空间（安丰存、王铭玉，2019）。对探索中的新文科建设来说，其跨学科研究的综合性和创新发展的时效性，需要落实到融合交叉所产生的新学科空间中，同时，新学科空间中产出的交叉成果也需要更加开放的平台予以传播推广，这就为学术期刊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杨文欢，2021）。从期刊的学科定位与知识交互特征来看，综合性学术期刊在学科交叉融合过程中具有先天优势，一方面在于其内容覆盖范围具有广泛性，另一方面，综合性学术期刊在媒体传播与知识来源结构上也具有多样性，从而展示出跨学科研究的特征。从学术研究的特征来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这也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加需要跨学科知识与多学科视野。

　　一般来说，提出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开始，而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则需要以跨学科知识和多学科交叉融合来实现复杂问题的解决。对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来说，需要更加重视和强调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办刊模式，围绕学术热点问题或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进行组稿，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专题研究，以此凝聚期刊内容主旨，打破各学科研究成果拼凑式的结构布局，实现办刊模式由“学科综合”向“问题综合”的转变，成为当前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内容建设路径选择。如大部分期刊都会有年度选题指南，并以此来引导作者开展相关研究，实现期刊内容的系统化建设。在问题的选择上，一方面依托期刊主办单位的科研倾向和优势专业，结合学术前沿，凝聚学术讨论的核心焦点，总结相关学术问题进而给出期刊的年度选题规划；另一方面则是结合国家重大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选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能够影响社会发展、代表时代声音的理论创新问题和社会实践问题。在这种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融合多学科知识开展复杂问题研究的新文科建设大背景下，学术期刊的内容建设也从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交叉融合，对学术期刊的栏目设置、内容编辑、传播渠道和学术影响等都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办刊主体创新思维模式、更新知识系统、拓宽学术视野和聚焦现实问题的期刊编辑团队，这也为学术期刊的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期刊数字化的发展。我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以软盘、光盘为主要载体的期刊电子化阶段；二是主要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期刊网络化阶段；三是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期刊出版全过程数字化的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术期刊进入电子化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将纸质期刊的内容进行电子化并存储在软盘、光盘等载体中。1989年，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数据库研究中心成立，同年推出《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软盘版，收录了大量中文科技期刊的文献题录信息。1992年，《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发行光盘版，成为我国第一个自建的中文期刊光盘数据库。1994年，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正式开启互联网时代。1996年，由清华大学和北京清华信息系统工程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CAJ-CD）发行，这是我国第一个连续出版的大规模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实现了由题录信息检索到期刊全文检索的转变。1999年，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提出建设中国知识基础设施（CNKI），并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为基础，正式开通了“中国期刊网”，推动了学术期刊全文数字化及网络检索的发展，我国学术期刊由此迈入网络化阶段。2003年，“中国期刊网”正式更名为“中国知网”，并启动建设《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推动了一系列数据库的建设和发展。

　　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蓬勃发展起来，并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尤其是党的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实行“互联网+”行动计划，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我国上网用户规模不断攀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可知，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且手机网民规模为10.0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6%。这一现象，极大改变了人们过去主要通过纸质书本报刊获取信息知识的阅读方式。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开展的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所示，2020年我国未成年人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72.3%，成年国民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79.4%，且有49.9%的成年国民更倾向于数字化的阅读方式（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2021）。

　　互联网技术的升级和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推动了学术期刊数字化的繁荣发展。当前，学术期刊已迈入出版全过程数字化的新阶段。期刊数字化已不仅仅是利用数字技术将纸质期刊的内容转化为电子版进行传播，还包括在互联网环境下对期刊的编辑流程、出版发行、经营管理等各环节的数字化。期刊数字化不仅具有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检索高效便捷、存储方便等特点，还极大提高了期刊编辑效率，丰富了期刊内容的表现形式，促进了学术的交流与发展。

　　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实现了海量学术期刊内容的整合，推动了学术期刊的共享传播，为期刊的免费化发展提供了条件。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一些国际大型出版集团通过不断兼并重组，逐渐垄断了期刊出版市场，导致期刊价格大幅度上涨。2003年，美国的图书馆用于购买期刊的费用与1986年相比涨幅高达260%，而订阅的期刊总数只比1986年增加了14%（肖冬梅，2006）。期刊价格的暴涨严重阻碍了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因此，期刊免费化的呼声逐渐高涨，并逐渐得以实现。

　　2001年，《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的发表，掀起了开放获取运动的序幕。开放获取（Open Access，简称OA），是指将学术研究成果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任何用户都可免费下载和使用。2003年，“开放获取期刊目录”（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简称DOAJ）诞生。经过多年发展，DOAJ现已收录了17000余种开放获取期刊，成为了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开放获取资源平台。

　　201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上线。文献中心致力于成为一个资源共享、方便快捷的公益性学术平台，由其所建设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NSSD），目前已收录期刊约2100余种，收录期刊均支持全文免费下载，是现阶段规模最大的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开放获取数据库，有力推动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开放共享，促进了我国学术期刊的免费化发展。与此同时，德国马普学会等机构正式发起了“开放获取2020”倡议（OA2020），旨在加强与各国合作，汇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学术期刊向开放获取模式转变。截至2019年3月，已有38个国家或地区共136家机构签署了《OA2020意向书》，其中中国共有17家机构加入了该倡议。学术期刊的开放获取及免费化发展，有利于创造公平的学术竞争环境，推动学术成果的自由分享，扩大知识传播范围，促进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数字时代推动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深刻改变了学术期刊的出版模式，拓宽了学术期刊的传播途径，促进了学术期刊新型出版传播平台的发展。

　　数据库出版平台是学术期刊平台化建设的显著特征。近年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等数据库机构均已推出网络优先出版平台，将期刊拟发表的文章在印刷发行前优先在网络上进行出版，有效缩短了期刊印刷出版周期，既有利于学术成果在第一时间得到传播，抢占研究成果首发权，又有利于提高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增强出版模式也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增强出版是指利用数字化技术，插入纸质期刊无法承载的高清图片、音视频、超链接等内容，以及补充纸质期刊无法容纳的复杂的理论推导、庞大的实验数据等资料。增强出版丰富了期刊内容的表现形式，增强了学术论文的科学性和真实性，有利于学术成果的分享与传播。

　　“域出版”平台是我国学术期刊平台化发展的新模式。2016年，超星集团推出“域出版”平台，以栏目专题的形式对期刊内容进行聚类出版，打破了数据库对期刊内容的简单堆积，同时开设了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了读者间的交流互动，提高了学术阅读的体验感。

　　网络采编平台是期刊平台化的重要方面。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许多学术期刊都建成了面向作者的在线投稿平台，以及面向编辑的实现组稿、审稿、校对、排版全过程数字化的综合性平台。期刊采编平台的建设，大大提高了期刊编辑效率，促进了期刊编辑质量的提高。

　　新媒体传播平台也是期刊平台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推送最新的期刊目录、文章摘要以及学术动态资讯等相关信息，提高了期刊内容传播的时效性和影响力。

　　当前，学术期刊的平台化呈现出数字出版、知识服务、信息传播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为更好实现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教育事业日益繁荣，期刊发展规模迅速壮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的期刊种数共有930种，2015年我国期刊种数突破1万种，达到10014种。到了2020年，我国期刊种数增至10192种，比1978年增长了近11倍。而这其中，学术性期刊就占据了大半。但是当前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办和出版单位较为分散，与学术期刊的规模化发展不相适应，因此一些学术期刊或出版机构为提高自身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开始走上了出版集团化、经营集约化的发展道路。

　　国外的学术期刊集团化的起步较早，且已形成了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出版集团。如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有《自然》（Nature）等在内的3000余种学术期刊，爱思唯尔（Elsevier）旗下有《柳叶刀》（The Lancet）等在内的约2900余种学术期刊，威立（Wiley）则拥有超过1600种学术期刊。此外，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Taylor & Francis Group）、Sage出版公司等也都是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型出版商。这些大型出版商普遍采取兼并收购以及与世界各国学术协会合作的方式，收纳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并建成了一大批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权威期刊，形成了完善的集团化发展模式。

　　国内学术期刊的规模化、集群化发展虽与国外存在明显差距，但也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趋势。2011年，《复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17家高校学术期刊联合发起成立“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对加盟期刊拟发表的文章进行选编和重组，推出《马克思主义学报》《历史学报》《经济学报》等专业性期刊以及《儒学研究》《三农问题研究》等专题性期刊，并通过中国知网实现网络优先出版，打破了高校学报的界限，有利于集中高校资源优势，开创了学术期刊规模化、集群化发展的新模式。科学出版社是我国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之一，其出版的学术期刊种数多、学科种类齐全。截至目前，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期刊共有340余种，许多期刊被SCI收录，已形成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期刊集群。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在积极推动学术期刊集群化发展。当前，中国社科院主管的学术期刊约有90余种，这些学术期刊由中国社科院集中统一管理，各研究所编辑部负责编辑审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形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庞大、实力强劲的学术期刊群。

　　学术期刊的规模化发展有利于整合期刊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集中力量推动学术期刊的质量建设，扩大影响力，同时有利于降低出版成本，提高经济效益。2021年5月，由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推动学术期刊集群化集团化建设，以优质学术期刊为龙头重组整合资源，建设一批导向正确、品质一流、资源集约、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学术期刊集群，并打造若干具备较强传播力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这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学术期刊规模化、集群化发展，为我国未来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期刊集群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随着学术期刊数量的迅速增加，期刊“同质化”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这一点在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中的表现尤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综合性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到了21世纪初，全国社科类学报有近千种，占全国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2/3以上（袁贵仁，2002）。根据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4年、2017年认定的第一批、第二批学术期刊名单可知，我国已有学术期刊6430种，其中约有人文社科类期刊2300余种，而综合性期刊约有1000种左右，接近人文社科期刊总数的一半。由于部分期刊办刊定位不清，学术期刊，尤其是拼盘式的综合性期刊，“趋同化”现象非常严重，众刊一面，使读者失去了新鲜感和阅读兴趣（张耀铭，2006）。

　　我国政府主管部门早已认识到学术期刊这种“学科拼盘”“千刊一面”的弊病，并提出了一系列方案意见。2003年，教育部启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建设，旨在推出一批具有较大影响、能反映高校学科特点的学术期刊，以求逐步改变高校学报“全、散、小、弱”的状况，实现“专、特、大、强”的目标。2004年，教育部又启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工程，旨在建设一批高校学报品牌栏目，推动我国学术期刊的特色化发展。在此影响下，许多学术期刊，尤其是部分高校学报等综合性期刊开始依托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或本校特色专业，开设了相关特色专栏，走上了特色化发展之路。如《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便依托岳麓书院的资源优势，开设了“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的特色专栏，并借此窗口向外集中展示了对书院文化以及儒学、道教、佛教等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成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则致力于人类学、民族学的专题研究，在高校综合性学报中独树一帜。另外，《中国社会科学》则采用了“问题综合”的办刊模式，其在2021年的刊文就以“大变局与战略全局”“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党100年的理论与实践”等学术热点问题为组稿的中心与重点。

　　学术期刊的特色化发展有利于发挥期刊的自身优势，打造期刊无法取代的个性化栏目，形成品牌效应，提高核心竞争力，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期刊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同世界的学术文化交流愈加密切。但是，由于西方长期把握国际学术话语权，我国曾出现了“唯SCI”、“SSCI至上”的不良现象，造成大量优秀学术成果外流，严重影响了我国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促进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2000年，中国期刊协会正式加入国际期刊联盟，2004年又被推选为国际期刊联盟董事会成员，2007年“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在北京举行，推动了我国与世界期刊业的沟通交流。加快建设英文学术期刊及推进学术期刊中英文双语出版，是我国期刊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途经。我国英文学术期刊的创办大多集中于2000年之后，但整体发展速度缓慢，数量规模依然较小。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开始创办前沿（Frontiers）系列英文学术期刊，包括《中国教育前沿》（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中国历史学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英文期刊，期刊种类涉及我国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诸多学科。2010年，我国设立“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鼓励资助国内优秀学术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有效提高了我国学术成果的国际化传播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在积极推动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发展，其主管主办的《中国与世界经济》（China & World Economy）、《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Social Sciences in China）均在国际上拥有广泛影响力。《求是》《管理世界》等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术期刊，也在积极推进中英文双语出版模式。另外，推动中文期刊加入英文长摘要，也是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的重要手段。

　　当前，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已不仅仅限于内容语言的国际化，而是发展为选题、组稿、编委、作者、出版发行平台等各方面的国际化。许多学术期刊正是通过吸纳国际编委、接收国外优秀稿件、与国外数据库平台合作以及打造具有自主品牌的国际化传播平台等方式，逐渐提高期刊的国际化水平。根据2021年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析可知，近10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这说明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步增强。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有利于不断提升我国学术影响力，增强我国在国际学术发展中的话语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但是，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要牢牢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不刻意迎合西方的学术体系，并逐渐由“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的方式转变，打造具有我国自主品牌的国际出版传播平台，推动中国学术期刊真正在世界学术发展主流中站稳脚跟。

　　学术期刊评价在我国学术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前我国主要形成了四大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一是由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CSSCI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筛选出具有较强学术性和影响力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2021年其收录的来源期刊共有583种。二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主办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要目总览》主要是从我国出版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中文学术期刊中，通过定量与定性的评价方法评选出核心期刊。从1992年至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共编制了9版，2020年收录核心期刊1990种。三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研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年）》，并提出了期刊AMI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AMI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2018年评价院又推出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1291种期刊进行了评价，最终评选出5种期刊、56种权威期刊、519种核心期刊。四是由武汉大学主办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该报告对我国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进行了综合评价，于2009年推出了第一版，2020年该报告推出第六版，收录权威期刊366种、核心期刊1693种。而在国际上的期刊评价体系中，尤以《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以及《人文与艺术引文索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对我国学术界影响巨大。

　　随着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发展，绝大多数高校和研究院所都将核心期刊的发文数量作为科研人员职称晋升、绩效考核的参考依据。近年来，许多机构和学者盲目追求期刊评价结果，以期刊是否是“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来评价学术论文质量的情况愈加严重，致使期刊评价功能出现异化，加剧了期刊竞争的内卷化发展，形成了期刊发稿量和投稿量严重不平衡的局面。一方面，许多学者在职称评定的压力下，不得不将核心期刊作为投稿的主要方向，致使核心期刊的稿源数量与日俱增，而普通期刊则面临着稿源不足的尴尬境况。另一方面，学术期刊为谋求好的评价结果，往往更倾向于向知名学者约稿，致力于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反而压缩了青年学者的发展空间。期刊竞争的内卷化，加剧了学术期刊以及科研人员之间的内耗，长此以往将严重制约青年人才培养，甚至对学术生态和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面对期刊数字化、免费化、平台化、规模化、特色化、国际化等趋势，中文期刊的困境以及成因已有众多学者展开了探讨（杜鹏等，2020；刘天星等，2019），杨卫院士在第三届世界科技期刊论坛上将其又做了进一步的概括，主要有以下5点（陈宏宇、武文，2020）：（1）期刊的外部评价导向；（2）期刊学科分布和学术定位的高度同质化；（3）集群化市场化运营机制仍不健全；（4）数字出版与传播平台仍然滞后于学术产出；（5）办刊主体创新发展意识薄弱，专职办刊人员薪酬激励机制不健全。而在这5点困扰学术期刊发展的困境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期刊的外部评价环境，作为期刊发展的指挥棒，期刊评价导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期刊的建设与改革路径。

　　鉴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数量繁多，质量参差不齐，期刊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建设与改革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期刊自身建设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作为在引领期刊发展中起导向性作用的期刊评价工作，期刊评价体系特别是期刊评价指标可以直接影响期刊的选题结构与内容布局，因此，坚持“破”“立”并举，研究构建科学合理、顺应期刊发展趋势、引导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期刊评价体系不仅是当前期刊界的迫切需要，也是当前学术界和学术评价机构的共同使命。

　　现有的学术期刊评价模式一般是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对学术期刊的传播与影响效果进行可比性操作，从而形成期刊排名或类簇，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和竞争力、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管理流程等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伴随着“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等的出现，学术期刊也面临一定的压力，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逐渐凸显（曾剑锋，2021），学术界对学术期刊评价改革的呼声也愈发激烈。造成现有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广受诟病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期刊评价结果的滥用与“以刊评文”现象的盛行，而其中潜在的危机则直接带来学术批评的式微与学术诚信的缺失（朱剑，2012）。造成“以刊评文”现象的学术评价模式的逻辑起点又始于从期刊刊载论文的学术影响来研判整本期刊的学术影响的量化指标，即采用论文的被引数据计算期刊相关影响力的计量指标（如影响因子、h指数等），使得原本适用于图书馆订阅期刊优化馆藏提供参考的“核心期刊”、为读者提供论文引文索引的SCI、EI、ISTP等数据库系统，逐渐演化成学术评价的主要工具（曾建勋，2020）。

　　在前互联网时代，科研人员需要基于期刊来进行学术追踪和开展学术研究，因此就需要对期刊的影响情况进行评估并从中遴选出重要期刊，以供资金有限的管理部门和精力有限的科研人员进行期刊资源配置与重点关注（Bradford，1934）。在期刊遴选的过程中，一般将引用指标就作为学术影响力的一种体现而被用于测度期刊的被关注程度，期刊的被引次数越多，表明期刊的被关注度越高或影响越大，加菲尔德于1955年提出了期刊影响因子的概念（Garfield，2006），通过将论文之间的引用关系映射到期刊并计算期刊在一段时间内的被引情况来评价期刊的学术影响。但是，近些年来核心期刊和影响因子的概念被不断滥用，越来越背离其设计的初衷，不仅有将核心期刊概念等同于学术质量的趋势，甚至拿期刊的影响因子进行叠加来考核和评价科研人员发表学术论文的质量，这是对核心期刊及其影响因子的误读和对科研评价的扭曲与滥用（冯丽妃、丁佳，2016）。

　　从影响因子的计算过程可以看出，其结果仅能展示期刊在一定时间段内所载论文在特定时间段的平均被引情况，而对那些在发表后短期内未被引用但是之后会被大量引用的前瞻性成果就未被统计在内，早在影响因子提出之前，其创始人加菲尔德就提出要理性地使用评价指标，理性地看待其中的零被引论文（Garfield，1973）。首先，影响因子计算中的这种“以平均值来评价期刊学术质量”的计算逻辑用于学术评价本身就忽略了学术引用的马太效应和学术研究的滞后承认现象，也造成了期刊发展中的短期功利主义倾向，片面追求影响因子的评价方法导致期刊以短期内快速被引用为主要目标，忽视了学术发展的积累性和周期性特征（张烨，2016）。其次，期刊的影响因子也不宜跨学科比较。影响因子高低取决于所属学科的发展情况，学科越不成熟，越需要相互印证，所以引用就多，影响因子就高。但是不同学科其文献更新速度、学科发展情况存在差异，靠单一影响因子来进行期刊评价甚至跨学科的期刊评价，就会有失公允。最后，从引用行为本身来看，其也会受到出版时滞、传播途径、名人效应等各方面的影响。有鉴于此，当前学界对于影响因子的反思和讨论十分激烈，虽然影响因子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展示期刊的学术扩散速度与影响范围，但是完全基于影响因子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存在显著缺陷，盲目追求高影响因子的“唯影响因子”或“影响因子化”的学术期刊评价模式会促使期刊追逐热点或低水平重复，制约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甚至会对整个学术生态带来深远影响。研究破除“唯影响因子”的学术期刊影响力测度方法甚至“影响因子化”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重构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学术期刊评价标准，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引导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坚持正确的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正确发挥学术交流平台作用，进而引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质量健康发展，成为当前学术期刊研究评价工作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我国学术期刊同质化特别是内容同质化问题日益严重（邓菁，2015），学术期刊同质化问题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与现有期刊评价体系“一刀切”背景下学术期刊的利益追求有莫大关联（逯万辉，2017）。因此，作为学术期刊发展的指挥棒，开展分类评价，鼓励学术期刊走特色化发展之路，将是学术期刊评价研究者的必然选择。分类是指以事物的本质属性或者其他显著的特征作为依据，把各种事物集合成类的过程（俞君立、陈树年，2001）。评价活动中实施分类评价，是遵循科学研究本质和科研活动规律的基本表现，对学术期刊评价亦是如此。通过设置分类评价指标，可以避免学术期刊陷入同质化发展怪圈，引导走特色化发展之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已在期刊分类评价与特色化建设、评价方面开展了一些有益探索，并在开展学术期刊分类评价实践中，密切关注和引导学术期刊特色化建设，重视对先进案例展开重点报道和经验总结，例如对于一些拥有特色资源的期刊来说，通过依托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开设相关特色专栏，挣脱同质化的桎梏，走特色化发展之路，在具体实现路径与实现方式选择上，一是依托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开设特色专栏；二是依托其办刊机构的特色专业开设相关专栏；三是结合学术热点和社会重点问题开设相关专栏。此外，也有期刊在利用地域与学科优势的基础上，结合学术前沿和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动态，组织收集优质稿件，开设具有连续性、深入性特点的特色专栏。与此同时，研究和构建分类评价标准、将特色化期刊建设经验做法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引导期刊差异化个性化发展进而推动学术繁荣发展，成为当前摆在学术评价机构面前的迫切任务。

　　另一方面是走向内容评价。虽然当前有关于学术期刊评价方面的研究与具体实践在规范学术期刊建设、引领学术研究发展方面起到了推动性作用，但是与新时代背景下学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盛行的学术期刊评价多依赖于外部特征，对期刊具体内容的涉及仍然较为有限，评价手段和评价维度仍然较为单一，对学术期刊的整个策划过程、研究观点与方法的创新性、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学术贡献等难以展现。虽然近年来不少评价体系中都加大了同行评议的权重，但是仍然存在评价深度不够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学术期刊的评价工作当中，评审专家选择标准不够明确，专家库当中的信息不够全面，更新较慢等，在同行专家的选取上，多数情况为领域专家而非小同行，甚至出现专家低于被评价者水平的情况。走向内容评价，必然要使期刊评价体系聚焦学术因素，而不是通过单纯的外在特征量化指标进行评定分级（刘京希，2015）。要开展内容评价，首先需要建立小同行评价机制，深入文本内容层面开展创新性评价，实行“以文评刊”。但是，当前我们处于信息爆炸时代，开展全面系统的同行评议并由统一标准进行可比研究的难度超乎想象，因此，采用技术化手段并结合专家知识对期刊刊载论文的内容结构进行挖掘，协同小同行评议，将成为未来内容评价的重要研究方向。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一大批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术期刊作为推动学术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媒体平台和知识载体，在引导学术健康发展、营造良好学术生态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受新技术新应用等影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出版模式也在发生着重大变革，与此同时，学科交叉融合加速演化背景下的新文科建设，也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内容建设从“学科导向”到“问题导向”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从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出发，本文回顾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趋势，数字化、免费化、平台化、规模化、特色化、国际化与内卷化成为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变革的重要方向与显著特征。我国人文社科期刊数量繁多，质量参差不齐，期刊建设所存在的问题也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改革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期刊自身建设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各期刊需进一步明确自身发展定位，结合实际情况，精准剖析自身问题，选择最适合刊物自身的发展道路。期刊管理部门和评价机构要加强政策指导和评价引导，特别是需要进一步规范期刊评价机构的评价活动，破除唯影响因子的期刊评价体系，引导期刊走特色化发展之路，逐步解决期刊现存的同质化发展等主要问题，期刊评价工作要深入期刊内容层面，开展以小同行评价为基础的分类评价和创新评价，构建以创新性科研成果为代表的以文评刊指标体系，借助现代科技实现期刊内容创新性评价的可行性，坚持评建结合，扎实推进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营造良好学术生态、引领学术研究健康发展中实现自身高质量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