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教科书上的鲁迅：在教材上来来回回摇摆几十年

　　1965年，上海青年顾振彪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乘火车进京。顾振彪热爱鲁迅，可他仍然认为，鲁迅这么大规模、频繁地进入教课书，“我之前的编辑不会，我之后的编辑也不会”。

　　1965年，23岁的顾振彪作为人教社新招入的大学毕业生，开始了自己的编辑生涯。但他并未想到，入职后不过一年，“文化大”就开始了。

　　在那场浩劫中，人教社的领导陆续被，编辑部也是人人自危，“教科书也不编了，就是编了当时也没有用。”后的语文教科书，在最初两年将鲁迅作品赶了出去，因为那些文章并不能完全符合思想宣传的目的，当局者需要的是更直接的武器。

　　1968年，工宣队接管了人教社，顾振彪被下放到安徽凤阳县。次年，变身为“课”的“语文课”，开始被高层提出异议，使得其所谓“文”的范围稍有扩大。但是，知名作家中除了去世的鲁迅先生，大多数都被了，“没人敢用反的作品，能收录的作家作品所剩无几，选不出来只好恢复了鲁迅的文章。”于是，在上海市1972年《初中语文课本》一、三、五册中，就出现了毛主席文章和诗词、马恩列斯文章、鲁迅杂文占50.2%，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讯占37.3%，古代诗文仅占2.4%的样貌。

　　1970年，顾振彪被重新分配到江苏师范大学，直到“”结束之后，他才回到1977年重新组建的人教社。

　　1978年，在的主导下高考被恢复，同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发布，语文这门课程的特点被表述为“思想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辩证统一”。人教社也开始编写“”后最新版本的教科书，但那时许多作家仍未被平反，“我们放不开手脚，鲁迅的作品选择的还是最多，因为最保险。”《拿来主义》、《范爱农》等篇目被新选入1979年《高级中学语文课本》。

　　1980年，国家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大纲再次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在这一要求下，人教社开始修订78年的语文课本，80年代初部分作家被平反，教科书选择的余地大了很多，但鲁迅作品仍然占据重要位置，《论雷峰塔的倒掉》等篇目继续入选。

　　“这两次编辑和修订和时相比，变化都不大。直到1986年才有了一次比较大的修订”。修订的背景缘于当年国家再次颁布新的语文教学大纲，作为新中国建国后颁布的第一个“正式”大纲，新大纲第一次从素质教育及培养“四有”公民的高度来强调语文教学的重要意义，要求思想教育必须“渗透在教学过程中”。因此，新修订的语文课本在篇目调整和练习题设置上做了较大调整，鲁迅一些过度批判性的文章被更换。

　　但中学教科书的线年代，由于国家《义务教育法》的出台，人教社的编辑人员在1992年和1997年两次对对旧版教科书进行了修订，1997年时还为天津、山西、江西三省市编辑了新版实验教材，包括必修课本和配套的选修课本。

　　在这两次修订中，《门外文谈》、《野草题辞》、《春末闲谈》、《阿长与山海经》、《从孩子照相说起》、《过客》等陆续入选。对于这些篇目，编委之一的温立三认为“有一半存在问题，或背景过于复杂、或过于艰深、或语言过于晦涩，但另一半却富于现实意义。而作为主编的顾振彪最钟爱的却是在三省市推行的中学语文实验教材，“选修课本大量选用了国内外优秀作家的篇目，更加强调文学与文化的含量”。

　　回忆改革开放后的历次修订，在顾振彪看来，鲁迅的作品仍然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教材修订要经过编辑室小组讨论、社内讨论和外部审议，之后将征求意见上交教育部中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他们同意了，这个版本才能出台。教材审定委员会有时会提出很大的修改意见，但对于鲁迅的文章却从来没有提出异议”。

　　这样的局面在新课改之后被打破，始于本世纪初的新课改改变了人教社一统天下的局面，教育部允许各地和各出版社自行选择和编辑教材，最后报教育部审定。新政之下，国内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出版单位增至七家，各家适用区域不同，其中人教版、苏教版与语文版的使用最为广泛。

　　在这些版本中，鲁迅作品的选篇数量与之前一统天下的人教版相比都有所减少。即便是人教社自身，近几年也有鲁迅作品的缩减，特别是今年9月七年级语文课本中《风筝》一文的删除，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而除了《风筝》，《药》、《狂人日记》、《阿Q正传》、《为了忘却的纪念》和几年前刚刚重新被认识的《流产与断种》、《春末闲谈》、《示众》等已经渐行渐远。

　　同时，在苏教版中，初中教材编入鲁迅作品六篇，高中教材编入三篇；山东版和广东版必修教材只收入两篇。2007年，更是出现北京版中学语文教材用金庸的《雪山飞狐》替代了《阿Q正传》的新闻，虽然已经辟谣，但鲁迅作品的减少却已是事实。顾振彪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作为老主编，在《风筝》被撤下时，他曾力主保留，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未成功，“都反映鲁迅的作品难理解，但恐怕是教育本身把它教歪了，鲁迅的文章是真正的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