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观｜陆铭：科学是预知趋势的快乐水

　　·人类对于未来的信念会影响很多政策导向，古今中外皆是如此。政策要服从规律，而规律是基于人性，这样方能构成进步的力量。

　　“规律的背后，是普遍的人性。”这是我写在新书《向心城市》扉页上的话。我们总是把“不畏浮云遮望眼”挂在嘴边，但如果阴雨连绵，仍难免郁闷。面对令人沮丧的逆全球化和经济下行，理解人性和规律的社会科学就成了我的快乐水。如果说科学工作是去探求世界的规律，那么，社会科学就是要基于人性去探求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人们常常对于自然科学心生敬畏，其实自然科学虽然深奥，但一个自然的现象和它背后的规律之间通常只有比较确定的对应关系。但社会科学就复杂了，现象和规律是混在一起的，让人傻傻分不清。规律是基于普遍的人性的，而现象则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以及国家间的差异。人们常常把特殊的现象当成了规律，而对于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却不愿意承认。先说说普遍的人性。2019年秋天，我带了一个游学团去英国，英国的教授在课堂上问学生，你们觉得中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吗？或者有什么不一样？学生们纷纷举手，列举了文化、习惯等等不一样的方面。晚宴的时候，他们让我作为带队老师发个言。当时我说道，学生们所讲的那些不一样，也的确存在，但是人和人之间到底是一样的东西多，还是不一样的东西多呢？让我说的话，我是觉得人和人之间不管民族、宗教，还是肤色，共性还是更多。比如说，人都有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也在不同程度上厌恶不平等。仅仅从这两个普遍的人性出发，就能够衍生出很多规律。比如说你会看到，社会不断的出现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分工。分工有利于效率的提升，有利于创造美好的生活，同时，它也带来国家间、地区间、城乡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市场交易。这件事情放在国内，就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和畅通国内大循环。放到国际，就是全球化、国际大循环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国内国际两个大循环相互促进是必须的，放掉任何一个都不利于分工，也不利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分工、市场拓展和交易，可以说是经济学的第一原理，也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理解人性，才能理解需求，并发现机遇。只要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高，人的收入水平也会或快或慢的同步提高，人的消费就会逐渐从物质的消费逐渐转向服务消费。看看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当人均GDP跨过一万美元的门槛之后，传统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增长就慢了，耐用消费品的增长更是遭遇瓶颈，服务消费则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可不要小看了服务消费持续增长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服务有几个特点，首先，绝大多数服务必须是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并完成交易，因为服务大多是不可储藏和运输的。制造业可以通过标准化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之内拓展市场，但服务业不是这样的，大量的服务业（包括为制造赋能的生产服务业，比如设计）则需要面对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找到了另外一个拓展市场的机制，那就是借助于人口的集中，在本地市场上实现规模化。虽然单个品牌（或生产者）的生产规模未见得大，但是聚在一起，服务业对于城市发展所带来的GDP已经超过制造业，这就导致了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持续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第二，人们对服务的需求喜欢高质量和多样性，而且对于服务品质的评价，往往需要经过体验再事后评价。所以，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发展，经济的逻辑已经悄悄变化了。传统工业社会时期的产业政策和行政干预之所以相对容易实施，是因为工业产品容易做到标准化，并且可以事先制定标准。而到了后工业化阶段，需要事前制定标准且统一实施的行政干预越来越难以在服务业的发展中施展手脚。要么不要发展，要么需要释放活力，让人们更多地自己去选择和评价美好的生活，而减少代替人们去制定统一的标准，这是工业化阶段到后工业化阶段城市管理者需要逐渐去切换的思维方式。前段时间引起人们热议的街边店标牌统一化，就是看似不起眼，但又可以以小见大的事件。第三，服务业需要人与人更多地打交道。社群将被重建，同事、邻居、客群，甚至虚拟空间里的朋友圈将变得更为重要。一整套规范人们行为的非正式制度将被重新建立起来，它主要还不是工业化时期那些成文的法律，而更多地基于城市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并且能够从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中找到资源。另一方面，人和人将按偏好、观念以及相互的认同来“群分”，脾气不要太大，做事不能太绝，因为退群的成本太高。这种新的城市文明主要还不是人们发生了什么突变，而是更多地基于代际的更迭，是像刺猬乐队唱的那样，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当然，年轻人也不要骄傲，只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面的积累到了新的阶段，人就要不断地去适应它。随着中国发展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一些共同的人性所驱动的规律，就会使年轻一代更好地融入全球化。尽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遇到了各种问题，但发展仍然是主旋律，全球化也仍然在推进。与此同时，收入差距的问题有的确令人沮丧。客观上来说，收入差距是和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但是在经济理论上，我不认为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即使在有一些维度上，有可能经济发展会导致收入差距，在另一些维度上，也可能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缩小并不矛盾。比如说，我的《向心城市》这本书里就报告过这样的数据，如果人口流动不畅，则城乡间和地区间会出现巨大的收入差距，但是趋势有乐观的一面，随着人口在城乡间和地区间越来越自由的流动，当前，中国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出现了缩小的趋势，在这个维度上发展和平等并不矛盾。当然，挑战仍然是巨大的，可能还需要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才能缩小到发达国家目前的状态。另一个挑战就是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可能性，通过社会保障的发展，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措施，来缩小城市居民之间生活质量的差距，将是未来必须要扎实推进的事情。全球化对于收入差距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在各个国家表现不太一样。在欧美发达国家，全球化的好处被一些精英阶层更多的获得，而传统制造业区域的产业外迁，则更加面临失业和相对贫困的问题。而大量精英往往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从人口结构上来说，又往往是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移民。于是，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又和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纠结在了一起，但联邦制国家没有特别有效的二次分配机制，让相对受损的地区和人群来分享全球化的成果。最后，收入差距问题转化成了身份。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加入全球化推动了制造业的大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基于海洋贸易的全球化，必然使得它创造的就业机会集中在沿海地区。当前人口仍然在向沿海地区流动，中国要做的是人口空间大变局之下的外来人口市民化。人类对于未来的信念会影响很多政策导向，古今中外皆是如此。政策要服从规律，而规律是基于人性，这样方能构成进步的力量。所以，当全球化遭遇挫折，当经济有下行的压力，我就觉得，天下雨了，大家把伞撑起来就好了，但没必要足不出户。当然，如果连日阴雨，心情也会沮丧，会对未来感到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时候，别忘了喝一口预知未来的快乐水，从不确定中看到确定性，相信分工、交易和市场拓展的力量，相信发展带来的变化，相信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关上大门来独善其身，相信全球化的修复力。（作者陆铭，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著有《大国大城》《向心城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