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张国焘、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张岱年之兄，河北献县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哲学家，数学家。中国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 张国焘由他介绍进入北京主义小组，也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党，曾是的“顶头上司”。

　　大时期因政见不同。黄埔军校部副主任，“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57年被打为分子，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1986年逝世，享年93岁。

　　1908年张申府先生在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学习时，与同学朱羲胄、李毓、李光宇、刘同度相友善，他早年的排满思想，即是受朱羲胄影响。该校当时有两个公认的怪人，一是梁焕鼎（梁漱溟）、一是郭仁林（原名人麟，号晓峰），学级都比他高两年，后来皆与他成为至交。

　　张申府14岁时随一位姓陈的远房表叔到北京求学，1913年张申府先生考上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数理，第二年考入北大文学院攻读哲学。两个月后，又转到了数学系。他原先的兴趣在数学，但1914年考上北大时，当时张预科尚未毕业，按规定无文凭的学生只能考北大文科，张只能先考入文科哲学系，又通过冯先生的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的。没想到这样一来，张又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中国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张申府在哲学系只学了两个月，却对哲学，尤其是罗素的解析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先后翻译了《我们所能做的》、《哲学之价值》、《梦与事实》、《与战争》等。

　　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教预科数学和逻辑。通过同学郭晓峰，张申府认识了李大钊。这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常去李处闲谈，因此张亦与之熟识，李大钊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由于工作比较忙，就让张申府帮助在登录室做一些工作。在李大钊离开的时候，张申府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1918年由伦理系的杨昌济老先生（杨开慧父亲）介绍来担任登录室工友，在张申府先生领导下工作，张申府后来回忆说：那是五四时期，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1920年，国际东方局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建立中国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后来，魏金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又到上海联系陈独秀。陈独秀曾担任过北大文学院院长，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因此与张申府也有较多接触。他们三人于1918年冬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他同时还担任了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杂志之一《新青年》的编委，还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两个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团员。另一位伟大的传奇郑超麟先生曾经回忆他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程度是因为看了张申府先生在《新青年》的文章。

　　1918年冬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三人联手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杂志《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

　　张申府在当时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并撰文评述其哲学思想，在当时曾有广泛的影响。张申府系统研究了罗素的各类著作，宣传研究罗素主义，仅25岁已成思想界罗素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手。罗素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筹备建党，为了确定组织名称，在上海的陈独秀在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可见张申府在当时的作用之重。 [2]

　　1920年10月，这三人又共同建立了中国党的第一个基层组织——北京主义小组。作为一个主义的信仰者，张申府成为这个党前身的最早创始人之一。当时北京主义小组的两位创始人李大钊和张申府准备发展党员，他们首先看中了刘清扬（后来张申府的妻子，天津和觉悟社的领袖，张申府正是通过她认识了周恩来），可是刘没有同意，他们后来发展的第三名叫张国焘（有一说刘清扬不答应的原因是因为她看到发展名单排在她后面的是张国焘，张当时是刘清扬的热烈追求者，与刘有过一段并不愉快的恋情）。

　　张申府不但参加了党的早期创建工作， 在当时还是“南陈北李”间的奔走串联者，为建党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1920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而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 张申府应聘前往教逻辑。同时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安定下来之后，申府先生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党小组。先于张申府到达巴黎的周恩来原是准备在伦敦留学的。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那里的生活费用太贵，于是转回巴黎。中间，遇到了越南人阮爱国（即胡志明），其时还是法国党员的胡志明向周恩来讲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后来周恩来听说他的好友刘清扬和张申府在法国，就急着去找他们，因此张申府成了周恩来的引路人，并成为周早期在政坛迅速崛起的重要关键人物。

　　1922年，张申府由于支持留法学生中国学院院长吴稚晖拒收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入学而毅然辞去教授之职，眼看巴黎的生活日益艰难与刘清扬、周恩来一同乘车转往德国柏林。当时朱德和孙炳文（后来的第一大美人孙维世的父亲）在德国，朱德由周恩来介绍认识了张申府，张申府又成为这两人的入党介绍人。

　　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党成立，由于张申府当时的老大哥身份，他没有出席成立大会，但经常对他们发号施令，正是这种身份的隔离，终于1923年少年党宣布开除张申府。

　　在德国期间，张申府曾和大数学家希伯特探讨问题，并且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界的重要作用。

　　1924年回国后，张申府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了蒋介石的德文翻译，是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部副主任，是当时在黄埔军校最高的任职，张还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第一期录取揭榜时，后来的“黄埔三杰”之首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奇怪的是《陈赓大将》这部所谓忠实反映历史的电视剧里黄埔三杰的另二杰蒋先云和贺衷寒都不见了），可以说黄埔一期都是张申府的学生。

　　当时的部主任是另一位创党元老戴季陶，在他离开时张申府多次任部代主任，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张申府开出十五人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张还为周解决了欧洲回来的经费，用一手之力将周推上了黄埔军校部主任的位子，也将他推上了舞台。

　　1925年1月，中国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时反对与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提出，周恩来一度支持他的观点，但很快屈服，张后来有这样的评语：“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则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 [3]

　　之后，界少了一位明星，文化界却多了一名健将。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所教的都是罗素哲学或逻辑。当时的哲学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的胡适，柏格森生命哲学主要介绍者是留德的张君劢，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留德的贺麟，罗素新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法的张申府。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 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还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三位教授。几人颇相契合。（冯友兰的堂妹后来还嫁给张申府的弟弟张岱年。）几位大师级的教授齐聚哲学系 并称“四大金刚”阵容豪华，空前绝后，颇为壮观。张申府还第一个发掘了钱钟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当年，钱钟书不过是20出头在校学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钱钟书和张岱年先生都已经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足见其先见之明。

　　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姚克广（姚依林）、孙荪荃（时任女一中校长，张申府当时的情人，后来嫁给了另一位传奇人物的创党元老谭平山）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总指挥，政府嫉恨，于1936年2月将张申府、刘清扬同时逮捕，被关在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了两个月，才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之后，又讲了几个月的课，到暑假时，清华当局囿于当局压力把张申府解聘了。

　　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这就是民盟的前身，后来知名的三党三派之一，救国会另几位主要领导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成立，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

　　张申府离开党之后还追随邓演达，与邓、章伯钧、黄琪翔共同创办中国临时行动委员会（今日中国农工党之前身），人称。

　　1938年7月，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六人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张申府为参政员，与蒋介石矛盾日深，蒋有一次当面骂他，说他“反对政府”，“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表示有人在防空洞里亲耳听到的。张申府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纯属无中生有。其实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章伯钧，事后章感到过意不去，曾登门向张申府表示安慰。他因为平白无辜挨了蒋的一通骂，怒气未消，就提出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部长张治中听说后，跑来一再慰留，他才留下了。结果是他的参政员当不成了。

　　在重庆开始热衷于搞宪政座谈会，就是各个在野小党派的经常性聚会，包括张君劢他们的国家社会党、左舜生他们的青年党、章伯钧的、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沈钧儒和张申府算是代表救国会派，同盟就是从这样的聚会发展过来的，张申府是同盟的主要发起人并担任民盟中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4]

　　1948年张申府在储安平的《观察》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文章，为张申府今后的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1月1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十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党员、著名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仳离，一刀两断。

　　张申府晚年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坦言自己最后悔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就是1925年，他退出了自己参与创建的中国党。关于这一部分历史，公开资料并没有相关记载，其女儿张燕妮向记者透露了一些内情。1925年1月，父亲在上海列席了四大。会议上，大家围绕党与的合作问题发生了争论。父亲加入，认为党应当保持它的独立性，不应当依附其他政党。当时有人说他幼稚可笑，父亲怒不可遏，一气之下表示要。当张申府回到北京后，李大钊等人劝他不要，他不为所动，很生气地说道：“大多数人赞成我我就干，不赞成我我就滚蛋，就在党外帮助干。”最终，张申府没能如愿，退出了党，他说自己是“宁折不弯”，而周恩来是“弯而不折”。张燕妮认为，“以父亲跟蒋介石共事的经历，他已经预感到蒋介石不可靠，曾说蒋介石是一个刚愎自用之人，不可共事，这可能也是他的原因。”

　　张申府最后悔的另外一件事情则是1948年因为在党连连击败，胜利在望时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被民盟开除，进而被彻底地赶下中国的舞台。关于《呼吁和平》一事，张申府曾为自己做过辩解：其实他在早些时候就写了这篇文章，但到1948年10月23日才将这篇文章发表在了《观察》上。这时，解放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党已经从呼吁国共和平转变到将进行到底。张申府说，因为当时自己在北京教书，不知道形势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结果文章就变得不合时宜了。晚年采访张申府的美国女作家舒衡哲说，张申府似乎总扮演着“反叛者”的角色，而张燕妮则认为，张申府发表《呼吁和平》，“一方面是时间延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与父亲受罗素和平思想的影响有关。抗战胜利后，父亲一直反对内战，力主和平，这与早些时间党、党派的主张相吻合。”也许用哲学思想指导自己言行的人，往往能敏锐地发现事物长远的走向，但对于眼下局势的判断就糊涂得多。 [1]

　　从建国以后到1986年去世的半个世纪内中，张申府便被全面，不准出面，不准说话，写作不准发表，他只能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孤寂冷清中度过余生。甚至平反后1992年出版过近四十万字的《民盟史话》，其中对张申府也还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根本不提他在民盟所起的作用。

　　1949年后，张申府的工作也成了问题，最后还是周恩来决定让他去北京图书馆作了研究员，1957年他毫无悬念地成为、在中受到冲击，直到1979年才获彻底平反。

　　所幸的是：“要清白，请长寿”的张申府先生坚韧地活到了八十年代，渐渐地看到历史被有心人士还原，而他的观点可以发表出来。

　　1986年张申府先生辞世，享年93岁。是建党中仅次于罗章龙和刘仁静的活得最久的人。

　　祖父濂公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当选国会议员。父亲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时到北京求学。

　　父亲少年时非常勤励，在小学住校时，同宿舍的七八人中，有几个纨绔子弟，整日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而他根本不予理会，一心苦读，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北平 [5] 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

　　1911年，辛亥爆发了，风暴席卷神州，父亲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情绪高昂，决心投身于民族的大潮中，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当时，以孙炳文为总编辑的天津《报》公开进行宣传。父亲以“赤子”为笔名，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在该报上发表，总题目为《零金碎玉》。

　　辛亥后，学校停课，同窗好友，星散各方。回家乡暂住一段后，1912年暑期，他再次来到北京，考入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预科”相当于附属高中，学制为三年（后改两年），毕业后可以免试升入本科。父亲在预科上了一年，觉得并不很吃力， 便报考了本科，入文科哲学门（系）学习，不久转入数学门（系）。

　　1917年，父亲在北大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逻辑和数学。三年后提为讲师，其间曾一度协助李大钊同志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是年初，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厉行改革，气象一新。思想敏感活跃的父亲对哲学、、社会、人生等重大问题深感兴趣，在一系列文章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并撰文评述其哲学思想，在当时曾有广泛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也推动了许多进步团体的活动和发展。在此前后，父亲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的活动，并任《新青年》编委，还参加了《每周评论》的创刊工作。这期间除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交往甚密外，还认识了天津觉悟社的刘清扬、 周恩来、邓颖超等进步青年。

　　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党的酝酿创建工作也在积极进行。1920年初，父亲参加了党的早期创建工作， 在“南陈北李”间奔走串联，并成为中国党的早期党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文化交流，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五四”运动后，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动的。

　　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 父亲应聘前往教逻辑，1920年底到达法国巴黎。此行他还肩负着 一个重要使命，即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在海外建立发展中组 织。1921年年他先后介绍刘清扬和已先期到达法国的周恩来同志加入了中国党。不久，即与周恩来、刘清扬和从国内来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党小组，并与国内的陈独秀常有书信往来。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党。这是他（左二）和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在柏林万赛湖。左一为赵光宸。

　　1921年9月，爆发了留法学生要求开放里昂大学的斗争。父亲为此奔走活动，并去向吴稚晖交涉，但毫无结果，最终这场斗争在中法当局的联合下失败了。父亲无比愤慨，盛怒之下辞去了教书之职，离开了里昂中法大学。

　　1922年父亲和刘清扬、周恩来一起转到德国，后与周恩来一起介绍已到德国的朱德加入了中国党。同年底，旅欧支部成立，父亲和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其中负主要责任。

　　是时，孙中山在中国党的帮助下，改组，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创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了培养军事人材，广州正在筹办黄埔军校。父亲到粤后，马上参加了这项工作，并被任命为军校部副主任，同时受聘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父亲任职黄埔军校后不久，即感到时任校长的蒋介石为人跋扈、刚愎自用，难于长期共事，遂借机离开军校，而在暑期父亲回京休假返粤后，、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却突然翻脸，借故不再下聘书，父亲失去广东的工作，不得已转到上海。

　　1925年1月，中国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父亲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与人争执，而后负气提出，他认为：“在党内因意见分歧，发生龃龉，反而多所妨碍”，“在党 外仍当与党配合工作，永远同党保持友谊关系似更妥”，表现出传统士大夫那种“合则即，不合则离”的态度。

　　此后父亲主要的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学、大厦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难日甚一日，满怀爱国情感 的父亲，经常利用讲坛，痛斥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宣传爱国思想，并 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父亲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

　　父亲的爱国行动，引起当局的不安。1936年2月，他被捕入狱，直至5月，经冯玉祥先生保释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营救，才获释。但他回到清华大学不久，即被学校解聘。

　　离开清华大学后，父亲仍致力于抗日救国运动，后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参加政团同盟，并任中央，为了推进国共合作，他与其他民盟一起，作为第三方面斡旋国共间的和平谈判。

　　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父亲被安排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1957年被错划为，“”中受到冲击，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彻底平反，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辞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