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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望京的韩国人逐渐离开 房价上涨生意越来越难做

在望京的韩国人逐渐离开 房价上涨生意越来越难做

  2012年,中韩两国建交20周年之际,贾丁接到台里给的任务,“拍一部韩国人在中国生活的纪录片”。这就是《望京》这部片子的全部要求,没有固定地点,也没有固定主人公。

  与贾丁一同发愁的还有韩国KBS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们,他们同时也要拍一部中国人在韩国生活的纪录片。两拨人在北京相遇,聚在一起讨论怎么拍片。一次交流会上,一家媒体记者提到了望京有一支7080乐队。“完全没有名气,只说是一群70年代出生,80年代成长起来的韩国人”,但贾丁决定去见见。

  10年前很多事,贾丁都记不清了,他不记得那个地下室在哪个小区,也不太记得乐队成员们的准确名字。但他清楚记得初次见到他们的场景。“那个地下室用隔音棉包成了排练厅,同时还是一家音乐培训学校,学萨克斯、架子鼓的孩子进进出出。”“大家坐在一起,喝着咖啡、抽着烟就开始聊。我发现跟他们的聊天一点也没有障碍,因为他们都会说中国话。”

  乐手们排练起来,80年代的韩文歌旋律悠扬,尽管一句歌词都没听懂,但贾丁觉得,那五张步入中年的面孔真挚又沉醉,“很打动我”。于是,纪录片的主角就这样敲定了。

  贾丁也因此第一次关注了主角们所住的望京,“韩国城是我认为的那个时候的望京中心地带,也应该是韩国人认为的”。

  贾丁口中的韩国城是一家位于望京里的的两层商铺,外墙上挂着“韩国百货望京韩国城”的红色大字,里面挤满标写了韩文的餐厅、理发店、蛋糕店、手机店。很多韩国人的第一台智能手机就在韩国城里购入,比如朴南巡、金娜恩。而纪录片主人公之一的朴圣镐当时交了一位中国女友,她就在韩国城里销售来自东大门市场的衣服。

  几乎每个采访对象都对这座商场有自己的记忆。朴南巡记得自己在这里买下了一台三星智能手机。楼里还有家名叫“阿姨家”的小菜店,卖得泡菜酸辣爽口,特别正宗,“老板娘还说自己上过KBS”。不到一分钟,朴南巡就找出了当年的报道。金娜恩记得自己刚来留学不久,没有朋友,认识的姐姐每个月都会领自己到韩国城来吃饭,地下一家韩餐厅让她怀念至今,那是花30元,就能吃上炒年糕、汤饭自助的“家乡味道”。

  贾丁跟着主人公们去了韩国城,也去了南湖农贸市场、跆拳道馆、汉语培训学校……这些早已在城市变迁里从地图上消失的地方。他在望京住下,真的生活了起来。“常常一天的拍摄结束后,我们就收起摄影机,与7080乐队一起去聚餐、喝酒。”他印象中,韩国人爱喝二锅头。摄制组人还没到齐,他们就一杯又一杯地喝到迷离。饭后大家还会去KTV,听7080唱那些韩文老歌,萨克斯手朴圣稿兴致很高,有时当面来一个一字马。“我们都震惊了,这哥们太牛了。”

  2012年仿佛又回到贾丁的眼前,他把与望京韩国人的那半年的相处形容成“拍纪录片最好的状态”。

  “我没觉得他们是韩国人,他们也不觉的我是中国人,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他们说话音调有点怪模怪样。”他记得乐队中有个女主唱,来中国八个月,汉语说得不好,“但她提到自己年轻时是校花,在校晚会上唱很好听的歌,常有男孩子追她。她讲起这些伴随着不流利的汉语,却是骄傲的神情。大家的情感是相通的,完全一样。”

  韩国女生朴南巡则在走遍大半个中国后,才明白这种“一样”。再次回到中国后,朴南巡继续在北大考古专业念研究生。一有空就去旅行,去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也去四川、云南的小村子。走到新疆时,一个放羊的男孩问她:“你的中文为什么那么好?”她回答:“因为我在北大念书呀。”“我以后也想念北大,姐姐你要等我。”那一刻,男孩的眼睛像是蒙了层潮湿的薄膜。朴南巡突然想到自己埋头苦读,不愿出校门的同学,“很多中国人上北大是拼了命的,学习可能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

  那是北京不能带给她的感悟。距离新疆2700多公里外,LG、摩托罗拉、爱立信等跨国企业已经相继在望京的各座大厦中建立自己的中国总部。一时间,望京聚集了北京65%的高收入人群和约1/3的外籍人士,成为当年亚洲最大的国际居住区。

  郑号锡记得童年时大人们都说“望京会是第二个西单”。成年后,他站在望京西园的高层里俯视未开发的用地,好奇“这些地得值多少钱”。

  问题的答案在2010年终于揭晓。远洋集团经过84轮角逐,以40.8亿元拿下大望京村1号商业用地。仅仅过了两天,保利集团又以50.4亿元的高价圈下2号商业用地。而最后一块3号商业用地则被绿地集团以25.8亿元斩获,其中绿地中心3号楼后来被阿里巴巴整栋买下,挂上了硕大的橙红色logo,一直闪耀至今。

  望京没有成为传言里的第二个西单,却有望成为第二个CBD,并被正式写入《北京市规划委“十二五”规划》中,定名为“大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

  那是韩国人不熟悉的望京,带着浓烈的中国商业气息。互联网黄金年代也从那一年开启,阿里、美团、Uber、携程都在这片土地上划分着各自的势力范围,熊猫直播、A站、陌陌、小蓝单车则在风头正劲时入驻这里,标榜着自身新兴经济体的生命力。

  中国互联网的潮汐涨落对韩国女生金娜恩来说,既遥远,也贴近。比如,她不知道曾驻扎过望京的每日优鲜,在今年7月的一个夜晚“原地解散”了。但她也直接感受过ofo的起落。和很多中国用户一起,她还排在退99元押金的路上,“一打开手机,看到排队人数显示好多位数,连数都不想数就关上了”。

  今年30岁的金娜恩过着最普通的韩国年轻人在华生活。2011年,她来到中国留学,先上语言班、再读中文系,为了毕业,她蒙着头狂背古文,成天泡在汉字里。顺利毕业后,她进入望京一家韩国动漫公司当设计师。求职时,四年努力给了她回报,她可以和中国客户沟通,做其他韩国设计师干不了的活儿。

  不过,没有前几代韩国人的那种幸运,她的工资并不足以支撑2016年的望京房价。尽管当时她的工资已经过万,但一间她看上的一居室月租就要7000元。“住不起,住不起。”金娜恩的声音低沉下来。她是个性开朗的女生,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喜欢用瞪圆的双眼表达震惊、不解和认同,声音也跟着这些情绪起起伏伏。

  韩国人在街边,偶尔能感知到这种中国式理想里的狂热。互联网最热闹的那几年,望京soho与合生麒麟社之间形成了“扫码一条街”。金娜恩记得,几十家小摊贩在树荫下摆开,摊前就贴着二维码,总有人扯着嗓子喊着“扫码关注就能获得纸巾、耳机。”金娜恩从不扫码,但她也学会叫滴滴,骑ofo,并把它们归类为“回韩国都会想念的中国技术”。

  那些年,无论是玻璃幕墙后的中国互联网人,还是陆续住进各小区的韩国人,每个人都浸泡在信心与希望里。

  2015年开始,她先跟着哥哥住在燕郊家里。燕郊曾经被许多韩国人看作第二个望京。韩国餐厅、韩国超市、便利店、电影院全被复制到小镇上。房地产企业直接为韩国人量身打造了一个新的小区,取名“首尔甜城”。在望京租金涨到九千、一万的时候,首尔甜城里的三居还在3800元一个月徘徊。燕郊又有大巴直达CBD商圈、中关村。出城、回家从来不是一件难事。

  与此同时,望京在这些年里,正逐步转变为一个综合型新城,韩国元素在逐渐褪去的同时,一批国内大型互联网企业均选择进驻望京——包括阿里、美团、陌陌、携程、奇虎360等等,背靠丰富的住宅产品,完善的商业配套,望京已经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还是有韩国人继续看好未来的发展,选择留在望京。2021年4月,朴南巡搬进望京,开了一家地道的韩餐厅。北大15年的考古专业被抛下了。原因有很多,比如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考古队里的尴尬,比如作为领队的压力让她不断掉发,“但至少我给大家做菜时是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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