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杂谈：张之洞时期湖北崛起的精神动力

　　晚清重臣张之洞督鄂18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兴城市，“湖北新政”成为全国示范。湖北在晚清的崛起，与张之洞个人的努力息息相关，他注重发掘各种积极的精神因素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尤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著名的《劝学篇》序中，张之洞提出“五知”，其核心就是“知耻”、“知惧”、“知变”。“知耻”，耻不如日本、土耳其、暹罗(泰国)、古巴等国家。这些国家在落后的情况下或变法图强或进行资产阶级，战胜了入侵者，保持了民族独立，有的还走上富强道路，而大清王朝远未做到这些。“知惧”，惧像印度、越南、朝鲜、埃及、波兰一样沦为殖民地或附属国，丧失主权独立。“知变”，既要变其习，更要变其法，然后是变其器和政。这是张之洞“五知”的归旨所在。“习”、“法”、“器”、“政”所指，就是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器物机件、制度等，这不仅包含“变”的内容，更有变革需要遵循的循序渐进的原则。

　　张之洞在督鄂期间大力兴办实业和新学，目的也是“渐开风气”，转强弱之势于无形。汉阳铁厂是以当时世界第一大钢铁厂——德国的克虏伯钢铁厂为蓝本建设的，是亚洲第一家集开矿、采煤、炼铁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湖北枪炮厂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技术上，无疑都居全国之冠。他在湖北的一切实业作为都有一个基本主张，即“具有世界之眼光”，要求引进的设备都必须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唯有如此，中国才能逐步“挽回利权”，与西方抗衡。

　　张之洞的忧患意识源于对世界形势的清醒分析和判断，在此基础上，他自觉地将湖北纳入世界文明进步的大格局中进行谋划。

　　张之洞一生倡导“通经致用”、“中体西用”，到晚年总结：“洞近年以来，于各种新学、新政提倡甚力，倡办颇多，岂不愿中华焕然一新，立刻转弱为强，慑服万国？”“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

　　张之洞克服新旧矛盾并做出影响和成绩的是以自强为核心的进取精神。这一精神指导着他的“新政”实践。

　　“从来举大事者，必须毅然担当，不计小利小害，乃能成功。”“……力所能为者必应决计速行”。“窃以为艰巨之事，成效则俟之于天，立志则操之在己，志定力坚，自有功效可睹”。这些言论，既反映了张之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着他的实干精神，但其实干并非蛮干，而是以自强为目标的进取精神支配下的“毅然担当”、“决计速行”。

　　农、工、商是地域经济的基础，他首先以开放的眼界看待近代产业之间的关系：“为政以利民为先，然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为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因而，他着力兴办实业，扶持商业，鼓励引进先进农耕技术发展农业。他基于对工业社会的考察，认识到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已发生改变，中国人口众多，仅靠传统农业已“断难养瞻”，必须“以工立国”，一心一意地“讲求工政”，发展近代工业，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为加速湖北工业化进程，他“以湖北所设铁厂、枪炮厂、织布局自相挹注，此三厂联为一气，通盘筹画，随时斟酌，互相协助，必能三事并举，各睹成功。”这种思路，是符合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轻工业促重工业的近代化规律的。

　　为开阔国人眼界，张之洞积极倡导“多译东西各国书”、“多译外国政术学术之书”，“多译外国有用之书”。

　　在用人、揽才方面，张之洞有所谓的“节取”之法，即对人才不求全责备，而是看主流，尤其是偏才、怪才，不能因其小节缺陷而失去，要么“取其技能”，要么“采其议论”，只要有一技之长，都“锐意接纳”，形成了“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的局面。这些人才，都在他自主设置的新机构中各尽其用。

　　确实，开放的胸襟和态度是湖北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回顾这一崛起的缘由，时代潮流应视为历史的必然，而如何顺应潮流，把握机遇，则是种种精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何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