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相声茶馆好去处 曲艺杂坛

　　明清以来，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夭津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化大城市，许多民间艺术形式相继涌向这个城市，并在这个城市得到发展。

　　天津提起“曲艺之乡的天津市，老一辈的人会自然地想到这个渤海岸边的繁华商埠，本世纪初三、四十年代以前，这里达官贵人、富豪商贾赚了钱便要看戏听曲;工人、农民、船夫、店员虽然终日辛劳，亦不忘苦中作乐，听大鼓、评书、相声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活动。于是，各路艺人云集夭津献艺，一些初登津门的民间艺人没有演出的场子，就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找块空地，一拱手、一作揖：“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就开始“撂地”献艺了。这就是夭津俗称的“明地”，有很多成名的曲艺名家就是经由“明地”登上曲艺殿堂的。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专门研究中国曲艺史的薛宝现教授认为：夭津是曲艺之乡、曲艺的摇篮，是中国北方曲艺的发祥地。

　　它的完善、改造、扬弃，往往都要先得到天津观众的认可，然后才走向北京。象京韵大鼓是鼓曲中很有表现力的一种形式，它的前身是木板大鼓，流行在河北文安、霸县、河间一带，曲调很简单，进入城市以后便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由长变短，更讲究篇章结构、诗情画意了;二是在艺术风格上多样化了，不仅有金戈铁马的故事。还要表现花前月下，形成了刚柔并济的风格;再是在唱法上更地道了，或是说中带唱，或是有说有唱，或是连说带唱。使之在雅俗共赏的内容，刚柔并济的风格，说唱结合的方法，一曲多唱的唱腔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这种转变的标志就是女艺人的出现，象天津很有名的京韵大鼓演员骆玉笙就是代表。

　　西河大鼓、山东琴书、河南坠子，也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原是地方性的一些曲种，到了夭津以后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曲种。如果追根寻源的话，在众多的曲艺形式中，真正夭津土生土长的恐怕只有夭津时调和天津快板了。但是夭津这块土地和夭津人，并没有因此拒绝外来的艺术，相反，它是宽容的，它把各方说唱名流吸引在自己的周围，为他们提供舞台，提供相互观摩、交流、借鉴的机会，使他们的艺术在这块丰腆的土地上日臻成熟，名声鹊起。象有“坠子皇后”之称的乔清秀、承前启后的单口相声大师张寿臣和常宝塑、京韵大鼓的一代宗师刘宝全、“骆派”京韵大鼓创始人骆玉笙、“马派”西河大鼓马连登、“花派”梅花大鼓花四宝，以及相声大师侯宝林、马三立，他们的曲坛生涯无不与天津结下不解之缘。就拿侯宝林来说，他虽然是北京人，可他成名是在天津。在天津，他改造了格调低俗的老式相声，使它在语言上更干净，与社会时代、观众心理更合拍了，侯宝林也毫不隐讳地说是天津把他培养起来的。归结其原因，一是天津这个地方是燕赵遗风，人们很热情、豪爽，没有那些保守的观念;这个地方五方杂居，各地方的人都有，山西的、河北的、山东的，甚至江南的，真正严格地说，三代以前都是外地的。甭管是什么地方的，只要好，这里的人就认可，造成比较宽松的艺术观念，比较自由的环境和氛围;再就是和当时的艺术环境有关系，本世纪清末民初以来正是花部乱弹兴起的时候，在天津除了梆子还有秦腔、评戏都很盛行。

　　戏曲舞台为曲艺舞台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蓝本，许多曲艺形式象京韵大鼓就从戏曲里边不仅学了唱腔，而且学了身段;再有一条，夭津是个商业社会，茶社、曲艺园子很多，几十家、上百家，几乎三步两步就是一个，为艺人驰骋才能提供了条件。经历了近百年的繁荣历程，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天津曲坛一度衰落，出现了寻求刺激和色相的东西。新中国成立后，曲艺才堂堂正正地登上了艺术舞台，重新焕发了青春。1953年天津成立了广播曲艺团，这个团聚集了骆玉笙、马三立、常连安、常宝霆、花五宝、王毓宝、李润杰、史文秀等众多曲艺名家，培养了一批艺术上日趋成熟的中年演员。1986年，文化部在夭津建立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设有诵说、鼓曲、长书、伴奏、文学等不同专业，一改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而实行因才施教、科学授课。在老一辈艺人的培育下，一批曲艺新苗正破土而出。

　　除了专业队伍之外，还活跃着很多曲艺爱好者，有的小学还把曲艺请进了音乐课堂。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更推动了传统民族艺术的发展，近年来接连举办各式曲种的专场演出，象常氏相声专场、花派梅花大鼓展演、天津时调演唱会、西河大鼓专场、业余相声大赛，每两年一届的“津门曲荟”已经办到第七届了。夭津曲坛盛事空前，1991年首届中国曲艺节在天津隆重举行，天津代表队由老中青三代演员组成，显示出“曲艺之乡的特有魅力。专程前来观摩的同胞对天津代表队用英语演唱的梅花大鼓《游西湖》赞不绝口，散场后登门造访了花五宝，有的台胞还兴致勃勃地唱上一曲为曲艺节助兴。一个世纪以来，在天津这个北方曲艺的发祥地，一代又一代的名家和艺人以他们的聪明才智浇灌着曲艺之花，丰富了全国说唱艺术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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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明清以来，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夭津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化大城市，许多民间艺术形式相继涌向这个城市，并在这个城市得到发展。

　　天津提起“曲艺之乡的天津市，老一辈的人会自然地想到这个渤海岸边的繁华商埠，本世纪初三、四十年代以前，这里达官贵人、富豪商贾赚了钱便要看戏听曲;工人、农民、船夫、店员虽然终日辛劳，亦不忘苦中作乐，听大鼓、评书、相声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活动。于是，各路艺人云集夭津献艺，一些初登津门的民间艺人没有演出的场子，就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找块空地，一拱手、一作揖：“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就开始“撂地”献艺了。这就是夭津俗称的“明地”，有很多成名的曲艺名家就是经由“明地”登上曲艺殿堂的。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专门研究中国曲艺史的薛宝现教授认为：夭津是曲艺之乡、曲艺的摇篮，是中国北方曲艺的发祥地。

　　它的完善、改造、扬弃，往往都要先得到天津观众的认可，然后才走向北京。象京韵大鼓是鼓曲中很有表现力的一种形式，它的前身是木板大鼓，流行在河北文安、霸县、河间一带，曲调很简单，进入城市以后便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由长变短，更讲究篇章结构、诗情画意了;二是在艺术风格上多样化了，不仅有金戈铁马的故事。还要表现花前月下，形成了刚柔并济的风格;再是在唱法上更地道了，或是说中带唱，或是有说有唱，或是连说带唱。使之在雅俗共赏的内容，刚柔并济的风格，说唱结合的方法，一曲多唱的唱腔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这种转变的标志就是女艺人的出现，象天津很有名的京韵大鼓演员骆玉笙就是代表。

　　西河大鼓、山东琴书、河南坠子，也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原是地方性的一些曲种，到了夭津以后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曲种。如果追根寻源的话，在众多的曲艺形式中，真正夭津土生土长的恐怕只有夭津时调和天津快板了。但是夭津这块土地和夭津人，并没有因此拒绝外来的艺术，相反，它是宽容的，它把各方说唱名流吸引在自己的周围，为他们提供舞台，提供相互观摩、交流、借鉴的机会，使他们的艺术在这块丰腆的土地上日臻成熟，名声鹊起。象有“坠子皇后”之称的乔清秀、承前启后的单口相声大师张寿臣和常宝塑、京韵大鼓的一代宗师刘宝全、“骆派”京韵大鼓创始人骆玉笙、“马派”西河大鼓马连登、“花派”梅花大鼓花四宝，以及相声大师侯宝林、马三立，他们的曲坛生涯无不与天津结下不解之缘。就拿侯宝林来说，他虽然是北京人，可他成名是在天津。在天津，他改造了格调低俗的老式相声，使它在语言上更干净，与社会时代、观众心理更合拍了，侯宝林也毫不隐讳地说是天津把他培养起来的。归结其原因，一是天津这个地方是燕赵遗风，人们很热情、豪爽，没有那些保守的观念;这个地方五方杂居，各地方的人都有，山西的、河北的、山东的，甚至江南的，真正严格地说，三代以前都是外地的。甭管是什么地方的，只要好，这里的人就认可，造成比较宽松的艺术观念，比较自由的环境和氛围;再就是和当时的艺术环境有关系，本世纪清末民初以来正是花部乱弹兴起的时候，在天津除了梆子还有秦腔、评戏都很盛行。

　　戏曲舞台为曲艺舞台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蓝本，许多曲艺形式象京韵大鼓就从戏曲里边不仅学了唱腔，而且学了身段;再有一条，夭津是个商业社会，茶社、曲艺园子很多，几十家、上百家，几乎三步两步就是一个，为艺人驰骋才能提供了条件。经历了近百年的繁荣历程，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天津曲坛一度衰落，出现了寻求刺激和色相的东西。新中国成立后，曲艺才堂堂正正地登上了艺术舞台，重新焕发了青春。1953年天津成立了广播曲艺团，这个团聚集了骆玉笙、马三立、常连安、常宝霆、花五宝、王毓宝、李润杰、史文秀等众多曲艺名家，培养了一批艺术上日趋成熟的中年演员。1986年，文化部在夭津建立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设有诵说、鼓曲、长书、伴奏、文学等不同专业，一改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而实行因才施教、科学授课。在老一辈艺人的培育下，一批曲艺新苗正破土而出。

　　除了专业队伍之外，还活跃着很多曲艺爱好者，有的小学还把曲艺请进了音乐课堂。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更推动了传统民族艺术的发展，近年来接连举办各式曲种的专场演出，象常氏相声专场、花派梅花大鼓展演、天津时调演唱会、西河大鼓专场、业余相声大赛，每两年一届的“津门曲荟”已经办到第七届了。夭津曲坛盛事空前，1991年首届中国曲艺节在天津隆重举行，天津代表队由老中青三代演员组成，显示出“曲艺之乡的特有魅力。专程前来观摩的同胞对天津代表队用英语演唱的梅花大鼓《游西湖》赞不绝口，散场后登门造访了花五宝，有的台胞还兴致勃勃地唱上一曲为曲艺节助兴。一个世纪以来，在天津这个北方曲艺的发祥地，一代又一代的名家和艺人以他们的聪明才智浇灌着曲艺之花，丰富了全国说唱艺术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