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哲学在实践中发展壮大

　　科技哲学是1987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命名的。从学科渊源上说，科技哲学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演化而来，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与发展。当代中国科技哲学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并壮大起来，也将在实践中继续向前推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促进自然辩证法基本原则同我国科技发展实际有机结合。自然辩证法学科能在中国发展起来，不仅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于其学理的内在逻辑与中国实践相契合。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自然辩证法研究对科技界普及和推广马克思主义、对科技工作者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功不可没。与此同时，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成果也与我国科技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需求相符合，主要关注科学技术观、科学方，特别是生产实践中的辩证法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指导下，立足于对科技与社会发展关系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便领先世界制定了国家的全面科技发展远景规划，集中发展国防与国民经济中最为紧缺的新技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研究成果中打造自身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除继续关注科学方、怎样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外，在引进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自然科学哲学、科学计量学、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丰富和拓展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资源和问题域。正如我国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新时期的自然辩证法事业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的研究范式，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注重科技与生产的关系，善于借鉴西方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包括科学方、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科技思想史、科学学、科技政策、科技创新、科技管理等在内的“大口袋”式的学科群。

　　关注世界前沿问题更关注我国现实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科技哲学关注世界科技与社会发展中的前沿问题，更关注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在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方面均有丰硕成果。如在自然观上，我国学者提出与“天然自然”相对应的“人工自然”或“社会自然”；也有学者提出语境论科学哲学，主张在语境的基础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还有学者提出科学实践哲学，主张以实践优位取代传统科学哲学的理论优位，建立以科学实践为基础的新科学观，推进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等等。此外，中国科技哲学与实践活动联系紧密。近年来，知识经济、风险社会、生态保护、科学传播等课题进入科技哲学研究视域中，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科技哲学的研究范围。

　　在提出和解决科技哲学领域的“中国问题”中开辟光明发展前景。近年来，我国科技哲学界追踪国际学术界动向，努力推进一般科学哲学、具体科学哲学（认识哲学、生物学哲学、物理学哲学、数学哲学）、科学方、现象学技术哲学等方向的研究。此时同时，结合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属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实际，更多地关注工程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技术创新、技术风险等问题，并在科技与生态的关系、科技伦理、规约科技发展的社会建制、科技政策的理论基础等课题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科技哲学，已为中国学术界对于国际学术界从“跟着说”到“接着说”、再到“对着说”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和正在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从具体的科学发展过程、技术发展过程、科技与社会的互动等不同层面提出和解决科技哲学领域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因为是在中国实践中提出的，就不具备普遍性意义。普遍性都是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的，从来没有抽象的普遍性。在具有特殊性的“中国问题”中，正包含着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适用的普遍性。这些“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又得到中国科技哲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支撑，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自然观与科技思想的创造性转换，又有在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与国际接轨的学科上的创新性发展，更有在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观、本体论、认识论、方、价值论研究上的深入推进。

　　纵观当代中国科技哲学走过的历程，可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中国科技哲学正因为符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而具有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