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将ESG变成洗绿工具 低碳数字化

　　随着我国“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宏观战略目标的出台，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对ESG（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的关注。然而，

　　企业高管、金融投资者、政策制定者、媒体和教育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对待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鉴于ESG有可能为股东和社会创造长期价值，这种关注显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目前市场上充斥着围绕ESG话题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的口号，以证明企业的社会责任或是金融向善的承诺。这些行为通常不是基于企业自身需要或主动追求金融产品的长期效益，因此往往会导致企业的使命漂移和洗绿现象。

　　使命漂移（Mission Drift）通常是指企业股东的关注点和经营策略的变化使得企业的社会价值无法充分实现。传统的使命漂移一般是指社会企业发展的首要目标从实现社会价值转变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现象。本文强调的使命漂移是企业在追求ESG的过程中忽略企业本身的利益诉求、美化可持续表现并产生洗绿行为。

　　洗绿（Greenwashing）一词最初是在1986年由环保主义者Jay Westervelt提出，指的是一个组织或为一个组织颁布的环境责任的公众形象被认为是没有根据的或故意误导的。当前在ESG领域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的洗绿现象，一方面是组织层面的洗绿现象，另一方面是产品和服务层面的洗绿现象。此外，每个方面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宣传性洗绿行为和执行性洗绿行为。

　　ESG是非标准化的价值判断。一方面，企业的ESG指标不能完整的反映其对社会的影响和非财务性风险。在利益相关方都要求企业披露越来越多的ESG指标，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企业的状况并让企业对其社会影响负责。然而，评估这些指标的过程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企业的ESG指标可以完整的反映其外部性。以生物多样性议题为例，生物多样性的绝对重要性在国际上日益得到认同，但在现行ESG体系下其重要性常常被低估，甚至有时被直接忽略。对于食品和医药企业来说，关注生物多样性的程度将远远超过互联网公司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一套通用的ESG指标可能会阻止企业进一步发展和报告更多的和其业务相关因素的积极性。如果投资者优先考虑这些通用指标，这将鼓励企业内的高管们也这样做并建立与这些通用指标挂钩的指标体系，进而牺牲其他创造价值的指标。

　　此外，企业为特定的一些ESG维度支付成本会导致企业相应的降低对其他维度重视程度。由于现行的ESG评级标准通常根据行业的平均水平进行评估，存在一个企业可以通过牺牲其他企业的利益来提高其ESG指标的风险，这也将导致企业过度追求ESG表现会对社会总体的正外部性带来零影响或负面影响。比如，化工企业可以通过将有污染的工厂卖给同行来减少其环境足迹，而同行可能会因收购该工厂而降低其ESG表现，从而增加总体污染。这种担忧不仅仅是假设性的可能性。学者Duchin和其合作者研究了工业企业如何应对环境风险事件后的审查。企业通过剥离有污染的工厂来改善他们环境相关的指标的表现。然而，ESG评级机构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没有深究其下降的原因，只是以优异的ESG评级奖励剥离的企业，被变卖的工厂通常被与卖方有供应链关系或合资企业的企业购买。当ESG投资者只关注他们所拥有的企业所产生的外部性，却可能造成社会总的外部性的下降。现行的ESG评级可能导致片面的思考，当孤立地研究一家企业时往往会忽视了企业ESG对整个社会的连锁反应。

　　另一方面，ESG评级企业对于企业ESG的表现是具有差异的。评级机构不仅在如何衡量各种ESG指标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在认为哪些指标值得衡量方面也有差异。目前的评级体系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很难将有意义的指标与没有意义的指标识别清楚。尽管几乎所有的评估者都在他们的评级中包括了最受关注的指标，包括碳排放、气候变化影响、污染、废物处理、可再生能源、歧视、多样性、社区关系、和独立董事，但极少有评级企业就如何衡量这些指标达成一致。

　　此外，与其他价值驱动因素相比，ESG是有国别和区域的语境的，由于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考量，全球的ESG很难被放在一个基准上。在国外，美国最大的两家烟草企业Altria和Philip Morris分别进入了标准普尔500指数ESG综合榜的前十名。然而，这却是与ESG的另一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十年代的宗教教会投资的伦理道德投资相悖离的现象体现。

　　MSCI的ESG评级在环境和社会两个方面是根据企业管理其机遇和风险敞口的能力来评估的。如何理解风险敞口的内涵？这表明企业只有采取与其风险或机遇水平相当的管理措施，才能获得较高的分数。而MSCI ESG指数在评价企业时，在地理位置层面MSCI已经预先确定了各个国家和区域在环境或社会关键议题方面的风险敞口。由于地理位置的风险敞口是以乘数的形式存在，对于地理位置的评估讲对最终的整体风险敞口评估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国别偏见的来源之一。中国在很多关键议题方面直接被MSCI认定为高水平的风险敞口，比如健康与安全等方面。

　　著名新能源汽车企业特斯拉被踢出标普500的ESG指数，而与化石燃料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企业，如石油服务企业哈里伯顿，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都进入了标准普尔500指数ESG评级的前列，排名在18至31之间。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传统能源巨头似乎是ESG一词的对立面。但如果根据这些企业的ESG评分，他们都成了企业的典范。伊隆马斯克也因此称ESG是一场骗局。在特斯拉发布的《2021年影响力报告》的开篇，一段批评的话耐人寻味：“当前的ESG披露规则并未衡量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范围。相反，它侧重于衡量风险和回报的现金价值。当个人投资者将他们的资金委托给大型投资机构的ESG基金，他们的资金可以用来购买那些让气候变化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的企业的股票。”

　　ESG作为一种推动长期价值的理念，与其他推动长期价值的角度相比，并没有体现出更好或更差。ESG更像是一个筐，什么概念都往里装。在行业实践中，ESG一方面无法与宏观的趋势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又难以扎根于微观的产业。这导致了ESG会在实质性（materiality）上的考量减弱。而实质性一直是可持续发展报告领域中的重要概念，对财务实质性的考量即ESG对企业层面产生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是ESG概念的初衷。

　　此外，即使我们忽略财务业绩，只考虑外部因素，较高ESG评级的公司并不总是更好。其中的核心原因在于ESG的衡量过程中存在对企业对社会整体评估的遗漏。学者Alex Edmans举出了一个案例：企业一味的降低其碳排放水平可能会导致企业产出的减少，从而产生较少的消费者剩余，为供应商提供较少的收入，为员工提供较少的工作。即使考虑到碳强度（排放量除以销售额），一家能源企业也可以通过迅速关闭其污染最严重的工厂来减少这一数字，而不需要为其工人找到新的工作承担责任。

　　从全球来看，高管薪酬与ESG目标挂钩是增长最快的ESG趋势之一。普华永道发现，92%的美国企业和72%的英国企业现在在激励计划中使用ESG指标。基于该报告的访谈证据，三分之一的企业在2022年首次实施了与ESG挂钩的薪酬。一些投资者公开表示，所有企业都应将其薪酬与ESG绩效挂钩，而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将这种关联变成强制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对ESG绩效表现同样存在这均衡衡量。当企业高管为产出A投入更多的努力，但却减少了其在其他产出上的努力。如果产出和结果的逻辑模型很难衡量，这将导致企业更容易出现使命漂移的现象。

　　ESG不是作为投资本身出现的，事实上，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ESG投资，而是只有从ESG的角度进行分析，进而形成ESG策略而已。其中代表是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界定的ESG投资的七大策略：ESG整合法、积极股东（参与企业治理）法，负面筛选法、国际惯例筛选（最低标准）法、同类最佳（正面筛选）法、可持续主题投资法、以及影响力投资法。正如在金融机构评估一家企业的价值时，考虑长期因素是基于投资本身的行为，而不是为了进行ESG投资。ESG是一项投资，而任何投资都有收益递减和/或成本增加的特点。Russell Investment对企业的ESG表现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不同行业和企业的ESG表现差异很大。以燃油效率为例，它对交通领域影响很大，而对金融机构几乎没有影响。在国内我们也可以看到ESG对很多企业高层来说，是压力，是成本，也是负担。对于企业来说，并非所有ESG问题都同等重要。正如ESG报告的第一步，是要去梳理关键性议题。对企业来说，这是一个盘查“家底”的过程，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更是如此，每个企业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开展工作。中集集团可持续发展总监李柱文给出了具体案例。2021年，全国多个省份的企业面临限电、停电问题。这时候，ESG管理者就可以联合部门做深度调研，搞清公司多少家单位受到影响？可能造成的营收损失有多少？多少家单位有条件安装屋顶光伏发电？能够减少多少成本？能降低多少碳排放？能避免多少运营风险？解决这些问题，既是响应“双碳政策”，同时，也实实在在支持了运营改善。这就是一个ESG策略落地的过程。

　　只有在ESG对企业财务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下，采用ESG策略的投资才会带来优异的财务表现，具体可能体现为增加了利润或者减少了风险。同时，对非实质性ESG问题的投资不仅不会带来更好的财务业绩，甚至可能由于增加了成本或风险导致业绩下滑。从财务角度来看，当收益不再超过成本时，企业应该停止投资，这意味着最佳水平是有限的。此外，这个最佳水平在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Edmans教授和其合作者的文章中发现，被誉为最佳工作企业在企业所在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回报是递减的。当劳动力市场法规已经保证了最低水平的工人福利时，与同行相比，员工满意度高的企业可能是在过度投资。

　　企业在考虑采用第三方机构给出ESG咨询建议时需要考虑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关键性议题的实质性评估。毕马威认为，通过实质性评估，一个组织可以从其分析过程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ESG的视角应用于企业的业务风险、机会、趋势发现和企业风险管理。所以，对于企业来说，ESG战略应该其根据长期发展战略与短期经营目标的平衡自行做出的选择，而不应成为统一的硬性指标。

　　对于机构投资者和投资管理公司来说也是同样如此，实质性不是一种静止的存在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在评估企业ESG表现上，实质性问题和非实质性问题之间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当投资者在考虑跨多个行业的投资时，不同的因素应该有不同的权重。为了确定实质性问题的重要性，目前已经存在诸如情景分析、前瞻性评估、行业特定数据集以及其他影响力的衡量与管理方法。此外，资产管理公司应考虑，将ESG责任平均分配到整个公司，并由执行团队提供积极的授权和指导。分散的ESG治理结构让整个基金的员工在日常运作和受托责任中可以实现监督和执行ESG责任。相对于传统的ESG治理，ESG的所有权和责任分散在整个组织中，使得ESG责任和价值观的执行更加灵活和彻底。

　　随着ESG议题关注度日益提升，ESG也正在变成洗绿的工具。根据Sensu insight的报告，公众现在对企业的ESG声明有相当大的怀疑，只有不到四分之一（23%）的公众相信企业ESG声明的表面价值。被誉为“估值领域院长“的Aswath Damodaran教授批判性的归纳目前从事ESG领域的两类人：一类人是天真善意的人，当他们在ESG测量服务、咨询企业的ESG部门和ESG投资基金的战壕中辛勤工作时，他们相信自己正在推进善良事业。另一类人是割韭菜的镰刀，他们非常清楚ESG这个概念背后的空虚，但看到了赚钱的机会。尽管这种批评有可能以偏概全，但是这个批评的内核在于对洗绿行为的痛恨。

　　学者Gregory在文献中指出了一些常见的洗绿定义：“选择性披露（selective disclosure）；脱钩（decoupling），即企业有负面表现，但对其表现进行正面宣传；认知合法性（Cognitive legitimacy），基于组织的社会环境、道德合法性和受益者的共同想象；产品/服务层面的洗绿，即利用明确或隐含地提及产品或服务的生态效益的文字论据来创造一个误导性的环境主张。公司层面的洗绿，包括：（a）本质上属于不可持续的企业，但宣传可持续的做法或产品；（b）通过使用广告和推广的研究表达对可持续问题的关注；（c）影响法规或政府，以获得可持续领域的利益；（d）宣称法律和法规要求的可持续成就或承诺；以及（e）利用可持续报告，以扭曲事实或投射积极形象。

　　在组织层面的洗绿行为中，能力洗绿是代表性现象。能力洗绿在组织内部的表现是将对基础ESG知识的了解、基本的可持续发展意识或对ESG相关问题的热情等同于专家实践的做法。例如在完成某一个ESG和可持续发展的短期证书，或参加可持续发展领导力课程后，就将自己标榜为气候变化、ESG或可持续发展主题专家。将这一现象列为洗绿的行为的依据是，在低碳转型的场景中对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或水领域都需要长时间的科学或技术积累。相关的主题投资业务需要处理大量的非财务数据和科学计量指标，以环境方面为例，更精细的评估尺度如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效益评估、生物多样性损失的衡量、以及涉及到的更多水文学、大气科学、海洋生物学、土壤学或动物学的具体知识仍是在大多数投资决策种缺失的。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科学驱动的因素和基于实证的监管要求，目前ESG投资领域仍然主要由具有商业背景的专家作为主导。能力洗绿也体现为从组织内部层面没有足够专业的人才输入来支持高质量的ESG相关决策，也更容易形成组织层面的洗绿行为的输出。

　　在组织外部也存在着洗绿行为。许多追踪企业ESG数据的组织，包括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气候债券倡议（CBI）和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往往难以独立核实所有提交的企业数据。因此，这些组织越来越多地依赖独立的ESG服务提供商，具体包括评级机构、独立核查机构、和ESG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商，以提供相应的数据、评级、第二方或第三方评审意见，进而核实企业是否符合ESG标准和法规。但是由于缺乏对评估、衡量、报告和验证ESG一致性的方法披露，目前的实践存在至少三大方面的挑战：

　　1.问责制上的不确定性。由于现行的许多方法学根本没有被完全披露，在方法学的透明度上有着潜在的作假动机，很多时候无法验证责任来自于企业、第三方机构或是合谋的结果。这无疑会破坏对ESG评级方法科学性的公允评估，难以相对准确的衡量ESG风险和绩效，也会进一步影响数据的收集。

　　2.ESG数据质量和数量。由于目前缺乏全球统一的企业ESG报告标准，大多数ESG的数据来源于自我评估，以企业报告或行业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披露，导致不同企业的数据集差异很大。在原始数据和数据评估方面没有适当的透明度，任何ESG风险和影响的结果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也为ESG宣传性洗绿打开了大门。

　　3.ESG数据和报告的不连贯性。当ESG的透明度问题被放大，对企业ESG能力的评估尤为突出。企业ESG能力差距往往植根于人力资源的差距，特别是缺乏部门级的专家，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来说都是如此。在能力层面的差距也会助长ESG行为的不一致，内部或外部ESG专家都需要有能力做出实质性的评估，而且需要就分歧达成统一意见从而避免企业宣传性洗绿行为的增加。

　　在产品和服务层面的洗绿现象也是比比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金融机构开始建立“个人碳账户”的场景，“天天做任务，天天领奖励”，这种以碳为名的积分体系和传统的积分体系并无区别，专业性考虑的缺失例如机构如何界定基准线场景、方法学的依据等信息和机制的不透明现象，导致事实上大多数的积分并没有产生真实的减碳行为。在国际上，金融机构设立产品参与自愿碳减排市场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英国NatWest集团、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和巴西的Itaú Unibanco表示，他们的碳抵消项目倡议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具流动性的碳抵消市场，客户可以在平台上购买和销售自愿碳减排额度。新型银行Aspiration早在2013年开始就专注于可持续银行领域。通过发布一套专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银行产品，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其代表产品影响力测量（Aspiration Impact Measurement）可以让客户在购物时跟踪个人碳足迹，并显示低碳行为的的好处。Aspiration的星球保护产品（Planet Protection）自动抵消了购买的每一加仑汽油所产生的改变气候的二氧化碳。以金融机构的角度，通过绿色宣传形成新的流量入口可为是一举多得。一方面起到对用户绿色教育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促进未来自愿碳减排市场的流动性和规模性。

　　很多时候需要明晰洗绿与对市场产生真正积极影响的项目、激励低碳行为之间的界限。对碳抵消的本身的方式在国际上也是有争议的，不是所有的种树行为都能通向碳中和。如果把错误的树木种在错误的地方，结果只会适得其反。由于树木的固碳作用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在哪里种树、种什么样的树、什么时候种树以及种完后如何管理树木，这些过程都需要进行大量的论证。很多环保专家认为，利用树木做碳抵消的行为也会阻碍企业采取有意义的措施来减少他们自己的排放，并对一些碳抵消项目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一些银行也强调，碳抵消行为应该是在企业做了所有其他可以减少排放的事情之后的最后手段。

　　因此，避免以ESG为名的洗绿行为，金融机构更需要做的是对其金融交易和管理资产进行碳数据测量。每年增加对转型的资助和更多的清洁项目的力度，直到所有的融资都与碳中和、有弹性的社会价值相一致。随着气候危机的逼近，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等超过60多家已经通过碳会计金融伙伴关系组织平台（PCAF）开始测量和披露其金融投资组合的气候排放量。我国监管机构也已经开展了对金融机构衡量和披露其金融投资组合的碳排放量的试行意见，人民银行在金融改革试验区出台了《金融机构碳核算技术指南（试行）》。可以说细化的指标对于金融机构促进实现碳中和以及应对气候变至关重要。

　　不能细化的ESG指标导致在ESG概念下，企业向所有利益相关者负有的“广泛的社会责任”，而带来的最终后果是企业向所有人都不够负责，出现使命漂移和洗绿现象。当ESG成为既要又要的代表，在扩大责任范围同时导致无法细化的指标和可以落实的责任，只会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这种长期风险变得更糟。没有人会故意反驳一个好的企业理念，它既是为了以利润为主的短期利益，也是拥抱长期利益-在赚钱的同时保护环境，造福社会，善待员工。但是，当一个不同背景和语境下的理想变得标准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游戏规则时，企业和投资机构都会利用这个系统来获得高分，从事洗绿活动，投入大量资源来开展形象工程，这不仅对ESG没有实际贡献，还会误导公众。这无异于考试成绩好的学生不一定是最好的学生，关键是要掌握考试的技巧。

　　监管机构也开始意识到ESG的内在问题。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开始警告基金经理，他们的劣质的ESG基金申请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必须改进。欧盟出台的可持续金融分类法对67项经济活动拟定了技术筛选标准，相比于广泛的ESG，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法将用于识别和构建促进实现绿色经济活动，发动机构投资者以及资本开展可持续金融投资的目标细化为六个方面，包括：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预防并控制污染、保护水资源和海洋资源、循环经济、生态系统保护。气候相关金融披露工作组（TCFD）、企业可持续性报告和绿色债券的新规则，欧盟希望降低金融系统与ESG相关的风险，同时促进绿色增长。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即使有了更好的监管，也不可能让每个ESG主题基金在一夜之间将其投资组合转向面向碳中和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现实情况是，ESG这一名词分散了我们对实现碳中和所需投资的注意力。应对气候变化，我们一方面需要更细致的分类，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传统的净现值的估值方法的局限（NPV），采用新的原则，如倍数效应、比较优势和实质性等来进行补充，摆脱泛化的ESG标签，正确评估ESG决策。

　　此外，机构投资者和投资管理公司需要立刻通过停止洗绿，使更多的投资可以直接作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企业及产品的五个方面。

　　1）减缓气候变化。直接在关键排放领域如电力和热力、农业和土地使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脱碳。

　　2）适应气候变化。通过新产品和商业模式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开发如气候保险、食品工程、地球工程等产品和工程。

　　3）气候监测。收集有关碳排放或气候风险影响的信息和数据以产生相关的预测和处理能力。如智能化的监测、核查、报告（MRV）体系、物理风险的评估和情报等。

　　5）气候再生。增强环境的“正外部性”，而不仅仅是减少对环境的负担。如再生农业、增强生物多样性和碳封存等。

　　如果我们不能实现在上述每个部门投资数万亿美元，最后也将无法实现1.5摄氏度的目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最新发布的《2022年排放差距报告》也对我们再次敲响警钟：世界并没有走上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轨道，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可能升高2.8°C。必须实现45%的减排才能避免全球性巨灾的发生。这种变化需要现在就发生。因此，我们需要避免为了ESG而ESG的行为，停止更多假装ESG导致公司使命漂移的现象、识别洗绿的产品和服务，抓住时机维系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气候变化是一个旧时代留下的癌症，而ESG只是一种止痛药，它可能麻痹并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解决人类世界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