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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一个女人你真能创造一个世界吗?

如果世界上只剩两个人,还能恢复地球上的人类数量吗?

柏尔的金字塔岛(Ball’s Pyramid)坐落于澳大利亚以东600公里处,如同一块伸出海面的玻璃碎片。多年以前,外来的掠食者乘坐轮船登临该岛之后,不到两年时间,岛上的“居民”就几乎被杀得片甲不留。

在这座岛陡峭悬崖的中间位置,生长着一丛纤弱的灌木,该种族的最后两名幸存者就藏身于此。它们逃过了大屠杀,9年之后,这对“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后代数量就达到了9千之多。

但这并不是造物主的传说。这对幸运的伉俪也并非人类,而是一种名叫豪勋爵岛竹节虫的物种。1918年,黑鼠入侵了它们的原产地豪勋爵岛,不久之后,该物种就被人类视为灭绝了。然而83年之后,人们却在柏尔的金字塔岛上发现了它们的存在。这一奇迹般的发现归功于一组科学家,他们于2003年来到柏尔的金字塔岛,爬上了高达500英尺(约合152米)的悬崖峭壁。这些竹节虫被命名为“亚当”和“夏娃”,被送往墨尔本动物园开展一项繁殖项目。

在经历了种族大屠杀之后卷土重来只是一方面。雌性豪勋爵岛竹节虫每10天便能产下10枚卵,而且还可以单性生殖,也就是说,它们不需要雄性配偶便能繁殖后代。但对于人类来说,繁衍种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能繁殖出这么多后代来吗?需要多久才能做到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不像酒馆里脑洞大开的聊天话题那样简单。NASA曾研究过在移民外星球之前需要派去多少人,也制定过有关保护濒危物种的决策,因此,这是一个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紧迫的问题。

让我们跳到一百年之后看一看。在这一百年间,人类的发展方向出了大问题,机器人大规模崛起,将人类从地球上清除一空——这是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2014年提出的预言。只有两个人幸免于难。因此我们没有别的可选,他们之后的第一代人类都将是兄弟姐妹关系。

弗洛伊德认为,乱伦和弑父、弑母一样,是唯一一项全世界通行的人类禁忌。乱伦不仅恶心,更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一项针对1933年到1970年间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儿童的研究显示,父母双方为一级亲属的儿童中,将近40%的儿童都有严重残疾。在这部分儿童中,更有14%的儿童最终夭折。

隐性风险

要理解为什么近亲繁殖如此危险,我们得明白基因的运作机制。我们的每一个基因都有两份,分别来自父亲和母亲。但是,有些基因只有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才会表现出变异性状。大多数遗传病都是由这些隐性基因引起的。隐性基因能够躲开进化“雷达”的法眼,因为单个这样的基因是无害的。事实上,每个人的基因组中,都平均有1到2个致命的隐性基因。

如果一对夫妻之间是亲戚关系,隐性基因就很难继续隐姓埋名了。以罕见的隐性疾病色盲为例,每33000个美国人中,就有1名色盲患者;而每100人中,就有一名色盲基因携带者。如果大屠杀的两位幸存者中,有一位携带色盲基因,那他们的后代就有四分之一的几率携带一个色盲基因。到这一步看,情况还不错。但在这一代人类进行近亲繁殖之后,风险就会大大上升——后代有四分之一的几率携带两个色盲基因。因此,第一代夫妻的孙辈患色盲的几率就是16分之一。

这也正是西太平洋上一处偏远的环礁、平吉拉普岛上居民的命运。18世纪时,一场台风席卷了这个小岛,只有20人幸免于难。其中一人便携带有色盲基因。由于基因库太小,如今,这个岛上有十分之一的居民都是全色盲患者。

虽然风险很大,如果幸存者们生的孩子够多,还是有一些会是健康人的。但如果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他们都继续进行近亲繁殖呢?你不需要从某个小岛上找到答案,欧洲皇室就是近期繁殖的狂热爱好者。在两百年中,有九代人都为了政治目的,和自己的堂亲表亲、伯父叔父、侄子侄女联姻。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查尔斯二世是这个家族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他出生时便患有一系列生理和精神上的残疾,直到8岁时才学会走路。成年之后,由于他无法生育,导致了整个王朝的灭亡。

2009年,一些西班牙科学家揭露了查尔斯的病况之所以如此纠结复杂的原因。他的近亲系数(inbreeding coefficient,指从父母双方遗传到完全相同基因的概率)比亲兄弟姐妹生下的孩子还要高。

生态学家也采用了这一系数评估濒危物种面临的遗传风险。“物种数量过少的话,每个个体迟早都会和其它个体之间存在亲属关系。随着它们之间的相关度增加,近亲繁殖带来的影响也会变大。”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布鲁斯·罗伯特森博士(Bruce Robertson)解释道。他正在研究新西兰的鸮鹉——一种巨大的、不会飞行的鹦鹉,地球上如今仅剩125只。

近亲繁殖对鸮鹉精子质量的影响尤其引人关注。近亲繁殖使无法孵化的卵的比例从10%提高到了40。罗伯特森表示,这就是近交衰退的例子,由物种中隐性基因缺陷所引起。虽然鸮鹉有大量食物可供食用,还免受天敌攻击,但它们也许还是难逃灭绝的厄运。

免疫多样性

濒危物种还面临着长期风险。虽然它们也许现在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自己生存的环境,但基因多样化才能让它们更好地迎接未来的种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比免疫力更重要了。“大多数物种都在努力提高免疫多样性,甚至人类也是这样。我们在多种多样的免疫力类型中寻找自己的配偶,这样我们的后代才有丰富的免疫能力。”杜伦大学的菲利普·斯蒂芬斯博士(Philip Stephens)说道。在我们的进化史上,人们曾认为,如果能和原始人交配,我们的免疫系统基因将大大丰富。

但即使人类做到了这一点,作用也微乎其微。如果一小群人类与世隔绝太久,他们就会受到“奠基者效应”的影响,即基因多样性的缺失会增加该种群基因巧合的概率。这些新人类不仅长相和我们不同,声音和我们不同,更可能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多大程度的多样性呢?斯蒂芬斯表示,这一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引起热议。当时,一名澳大利亚科学家提出了一条通用的经验法则。“理论上来说,你需要50个人,才能避免近交衰退;500个人,才能适应不同情况。”这条法则一直沿用至今,但考虑到基因从一代传到下一代时可能出现的随机损失,这个数字变成了500-5000.

这个概念也让人们对大型濒危动物保护慈善组织的政策表示质疑,因为这些组织往往优先保护最濒危的物种。“这种保护以治疗类选法为原则——你要仔细检查战场上的伤员,看看是否有救活的希望。这种方法听上去不错,但用在解救物种身上又怎么样呢?”

但在你否定这对幸存者之前,正如一名科学家所说,我们本身就是遗传缺陷的活生生的例子。据解剖学和考古学证据显示,我们的祖先本来就没能达到人口数量的目标,在长达一百万年的时间里,地球上只有一千人左右。5万年至10万年之前,我们的祖先走出了非洲,这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点。你可能会想,我们当时的基因多样性一定奇低无比。2012年,一项对两种相邻种族的黑猩猩之间基因区别的研究显示,单单一个种族之中的基因多样性都比今天地球上的70亿人类要高。

我们只能把赌注下在模仿先人的做法上。古人类学家约翰·摩尔(John Moore)以早期人类的小型迁移团体(约160人)为模型展开了研究。他建议从无子嗣的年轻夫妇入手,寻找他们可能携带的危险隐性基因。不过,摩尔的研究目的是解决长期太空旅行的问题,而不是在星球上繁殖后代。他的研究数据显示,在派出去的先驱们返回地球之前,与世隔绝的时间不能超过200年。

那么,地球上最后一名男人和女人会怎么样呢?虽然斯蒂芬斯暂时还保持着乐观态度,但这个问题是无法下定论的。“低基因多样性的短期影响有着明显的证据,但这些都是不确定的事情。我们听过很多命悬一线、却力挽狂澜的故事,说明一切皆有可能。”

只要人类的末日没有摧毁现代文明的根基,人类就能以极快的速度“死灰复燃”。20世纪初,北美地区的哈特人——顺便说一句,他们的近亲繁殖率非常高——创造了有史以来人口增长速度的最高纪录,每17年便翻一番。接下来的要求很难开口,但如果每名女性都生育8名子女,我们只要556年时间,便能恢复到现在的70亿人口,重新经历当下的人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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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签:带着历史名将闯三国
  • 编辑: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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