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伦理学须能对前沿领域“风险”作出预判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万俊人表示，由于现代科技的崛起与日益强大的功能展示，使得科技伦理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迅速崛起，并在几乎所有方面或层面，影响甚至决定着现代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具体开展。当前，一些现代科技的快速应用与扩展形成了许多不可预期的风险或不确定性，比如“基因编辑”和“克隆技术”形成非自然的“人工人”带给人类自身道德、法律、伦理甚或生命身份的挑战，再如大数据和网络信息化技术的运用如何有效解决诸如“私人信息泄露”或“个人隐私权”“数据集权控制”等疑难问题。其间我们必须牢记两点：一是正是现代人类谋求发展的过程中造成了这些空前的道德伦理新问题；二是任何科技实践都应有益于人类自身及其社会文明的改进和改善，这是科技伦理的“普遍要求”。面对这些新问题和疑难，我们在思考科技伦理问题时必须充分注意：现代科技伦理学必须能够始终切入当代诸科学技术的前沿发展领域，对其可能的或潜在的道德伦理问题积极作出预判，形成多科对话、众技竞秀的“公共理性论坛”，从而不仅丰富自身的理论资源和技术条件，而且激发和促进现代应用伦理学乃至整个伦理学的理论更新改进。也即要形成一种开放合作、互联互动、取长补短的现代新型科技伦理学论理方式，从而使一种既具备较高理论理性又具有较为充分的实践解释力和规范约束力的科技伦理学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科技伦理学研究不单要科学地了解现代科技及其成果本身的科学意义或知识价值，还要深刻了解并把握其市场实用价值和社会效应或意义。这是由科技伦理学的内在价值目的所决定的，也是科技伦理学研究者应当自觉理解并坚持的理论立场。

　　北京工业大学潘家华、陈梦玫认为，尽管1992年100多个国家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上签字，并于2010年通过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2020年目标（简称“爱知目标”。然而，直至2020年20个“爱知目标”中没有一个完全实现，仅有6个部分实现。不够，为了能够让共识能够转化为经济行动，联合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也曾试图推出过一些评估报告，但其学理基础大都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强调追求个体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一假设出发，其所开具的处方无外乎通过征税的方式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通过自然资源的产权交易避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地悲剧”，通过“影子价格”核算生物多样性的资本价值等。这些方式存在放大当期经济利益、缩减市场交易价值低但未来收益持久而巨大的生物多样性收益等问题，导致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仍然远低于预期。中国实施“爱知目标”的总体情况好于全球平均水平，正是表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新发展生物多样性经济学，构建新的理论范式，应当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秉持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实现生命共同体成员的共存、共荣、共享，而不是“理性经济人”的自我和当下利益最大化。要深刻认识到生物多样性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不仅关乎当代人和一时一地的发展，而且关乎人类的永续发展。在计算经济发展的收益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收益时，需要区分物质资产和生物多样性资产，既保障经济活力，又保障自然永续发展。在方上，强调系统性和关联性，不宜简单进行单一因子边际收益或成本效率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庆四指出，“后疫情时代”是以疫情被基本控制为节点，经历疫情后人类已具备应对病毒变异的相应医疗救治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生产生活状态的时代，全球经贸往来得以恢复正常。然而两年来，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不仅毫无合作抗疫的诚意和行动，而且借疫情对中国进行攻击，从落井下石到甩锅抹黑再到病毒溯源贼喊捉贼，妄图将病毒反复清零的中国拉下水。此外，美国还趁疫情超量印钞，企图金融洗劫世界，但社会贫富差异进一步扩大，社会和政权稳定也受到极大威胁。换言之，只要“美国有病让世界吃药”的病不改，后疫情时代就很难到来。这就要求全球必须正视的一个情况：疫情的持续只能加重经济困难，而企图在疫情中浑水摸鱼，蒙混过关必将害人害己，更不可能实现什么臆想的“大重置”。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更应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携手共建，尽力恢复疫情创伤，才有可能摆脱疫情枷锁，开启充满希望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就始终坚持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慷慨输出各国急需的抗疫物资，大大缓解了世界抗疫压力，同时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气候变化和地区护航上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公品，上下齐心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然而即使像中国这样的抗疫“优等生”，也频遭偶发性疫情困扰，无法全面放开旅行，尽情享受生活，更不敢大开国门。这也再一次证明，在这个相互依赖的“地球村”时代，疫情面前无人能独善其身。为了尽快进入后疫情时代，各国尤其个别西方大国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联手抗疫。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行表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在我们面临着的种种风险和挑战中，首先要重视和抵御的是方面的风险，这是一个党、一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最根本保障。我们要将党和国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方向行稳致远。这其中，提高党的执政本领是关键。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重大风险的预警机制和防控机制，牢牢把住三个关键点：一是充分利用高度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对重大风险信息的收集、掌握、分析、研判的能力，对各种可能存在的隐患要具备一定的预判能力；二是健全和落实各级领导干部的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以确保层层落实、职责同构、责任到人；三是要通过进一步沟通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渠道来提升党和国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维护国家安全，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它关乎对党的思想理论、政策方针的宣传和理解、对国家、社会和民众形象、意识、倾向、心理的灌输和培育，直接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安全。既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导、凝聚人心、团结民众；也要善于利用新媒体，善于运用网络传播正能量，净化网络空间。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险、挑战肯定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风险挑战也会越来越复杂、艰巨、多变。中国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思想淬炼、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努力提高执政本领，勇于且善于抵御和战胜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坚决捍卫国家的长治久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蓝庆新表示，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规模达39.1万亿元，年度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这一“成绩单”主要得益于外贸政策促使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区域合作的积极发展推动了贸易的多元化、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释放了外贸创新发展活力。但因全球疫情变化存在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复苏和市场回暖不稳定，原材料、大宗商品和运输费用高位运行，外贸企业成本上升，各国逐渐复工复产将降低对我国商品与服务的需求。因此，在外贸创新高的基础上，2022年要进一步推动东中西部合作共建国家级加工贸易产业园，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和产业对接机制，将东部效率和开放优势与中西部成本优势相结合，稳定国际供应链，巩固传统市场。还要注重推动贸易的转型升级，在培育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外贸竞争新优势的同时，促进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完善跨境电商支持政策，构建跨境电商信用评价体系和集中统一采购平台拓展海外销售。更为必要的是要加大对外贸企业的财政金融扶持，为国际供应链变化、成本大幅上涨、汇率剧烈波动风险提供援助。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是我国特有的形式，具有与西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通过实施有效的疫情管控措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复苏。与此同时，一系列超常规政策的出台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力量。

　　“十四五”时期，交通运输行业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目标，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的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