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前沿科技领域治理现代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科技全球化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前沿科技的迅速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治理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然而，前沿科技的迅速发展也衍生了一系列治理问题。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前沿科技多学科交叉融合和高度不确定的特性使得加强科技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推动科技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显得十分重要且非常紧迫。

　　专家学者表示，前沿科技领域的治理是一个体系，一是治理有多个目标，贯穿于前沿科技领域发展的整个过程，二是治理的主体由政府、科学界和相关行为角色构成，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前沿科技领域治理是指政府、科学界以及相关社会角色以各自责任为基础，协调合作，共同管理前沿科技领域的发展。前沿科技需要建立治理机制，提高治理能力，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前沿科技领域的发展包括科学前沿、新技术发展、应用潜力以及带来的风险和社会伦理问题，需要通盘考虑；

　　第二，前沿科技领域的发展涉及到政府、科研机构、大学、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需要各方充分参与，通力协作，形成协调和合作的合力。

　　前沿科技领域治理的目标是促进科学技术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为人民福祉和社会安康服务。具体来说，前沿科技领域治理的目标主要有：

　　前沿科技领域治理贯穿于前沿科技领域发展的整个过程，包括对前沿科技发展方向、科技活动过程、科技创新体系和科技活动后果和影响的治理，是一个多目标构成的治理体系。前沿科技领域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

　　确定前沿科技发展的愿景、战略和规划。愿景是对未来前沿科技领域发展及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期望的设想，战略是在一个较长时期针对国内外环境变化而确定的前沿科技发展的总体方向和指导方针，规划则规定了前沿科技领域的总体目标、优先领域、资源配置和政策措施等。前沿科技战略的愿景、战略和规划的形成需要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途径，是以政府为主导，科学界、产业界、社会组织和公众深度参与的过程。

　　建立协调机制。前沿科技领域常常横跨多个领域、多个部门，需要在重要的前沿科技领域建立有效的国家协调机制，使国家相关的研究力量按照国家的战略和规划，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联合协作，互相促进，避免重复，形成合力。

　　完善科学决策咨询制度。前沿科技领域的综合化、复杂化和交叉融合及社会影响广泛等特点，使得相应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成为一种复杂性活动，需要专业化及相关的知识提供支撑，使政策制定建立在证据基础上，以确保减少政策性失误。为此，需要建立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在国家最高决策层面建立专门的科学技术咨询制度和组织，与各部门、科学团体、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以及专门的科技智库一起，共同为国家科技决策提供全面而及时的支撑。

　　科研和创新组织模式的创新。前沿科技领域常常包含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再到平台建设等多种活动，包含多学科交叉融合，需要新的科研和创新组织模式，需要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需要创造新的文化氛围，培养新的人才队伍。

　　确保科研诚信。科研诚信问题对前沿科技领域的发展十分重要。科研诚信问题，不仅给科学家个人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对于科研机构、甚至是国家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确保科研诚信，需要科学界的内部控制与外部的规范和惩戒规则结合起来。

　　风险治理和伦理治理。由于前沿科技领域的不确定和风险特点，传统的先发展而后治理的做法已经不适应，需要采取事先预防、前瞻性治理的方式，把技术的可能性风险事先考虑，并采取预防措施。对于前沿科技发展的伦理治理，需要把坚持科技伦理原则、制定科技伦理准则、完善伦理审查机制、开展科技伦理教育与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和监管结合起来。

　　调整和评估机制。面对前沿科技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需要建立调整机制，为此需要对前沿科技领域开展制度化的、定期的评估，使评估的结果定时反映到决策和管理系统，对前沿科技领域的发展做出及时调整和部署。

　　构建前沿科技治理体系不仅有助于规避社会风险、促进经济发展、指导科技发展方向，更对我国解决科技发展“卡脖子”问题、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主导国际科技治理规则制定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前沿科技领域往往存在技术伦理争议和公民隐私、数据安全等重大风险，因此前沿科技治理的首要内容就是提早研究和识别潜在的技术和社会风险。举例来说，人脸识别技术由于其采集图像的隐蔽性和便捷性，往往会引发公民隐私泄露和数据存储安全等问题；基因编辑技术中也存在对胚胎进行基因选择而导致的生命伦理问题。对这些技术风险进行前瞻性研究并建立“预防性治理”框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大规模社会风险的爆发。

　　第二，前沿科技既可以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也可以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参与到经济发展之中。对于前沿科技的治理既有助于为科技发展厘清社会利益主体关系，提高公众对于技术的科学认知，从而为科技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可以进一步为经济建设夯实基础，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第三，加强对前沿科技的治理，有利于督促有关部门根据实际环境承载能力和科技发展条件进一步完善国家科技发展统筹规划，并将伦理审查监管及时纳入国家科技评估体系，完善科学研究的伦理倡导和行为准则，从而在科学家群体中形成正向激励。

　　第四，当前国际普遍通行的科技治理规则仍由少数国家主导，这一规则垄断局面不利于其他国家科技的整体发展，在前沿科技发展中容易产生“卡脖子”现象。以中国为例，当前中国在生命科学研究、临床诊断及医学研究领域中使用的基础研究材料生物试剂大部分依赖进口，一旦某些生命科技发达国家对试剂耗材的出口加以限制，将严重制约中国在生命科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加强对前沿科技的治理尤其是规则治理，积极推动中国科技治理与全球科技治理的接轨，有助于提高中国科技治理规则普及度、约束度和公信力，提升中国科学共同体在国际上树立的良好科研形象，从而有效保障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与各国及各国际科技社团的科技合作，为中国参与世界科技治理的规则制定提供重要的话语权基础。

　　近年来，我国在前沿科技领域治理的理念、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上取得重要的进展，如“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写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提出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启动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制定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这些都为加强我国前沿科技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的形势下，需要大力加强我国前沿科技领域的治理体系建设，以制度化建设为核心，以政府、科学界及相关行为角色负责、分工、参与和合作为基础，促进前沿科技领域的健康发展。

　　第一，完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充分发挥现有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的潜力和优势。根据2017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完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建设，发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国家科技智库的功能，根据当前变化的全球环境和世界科技前沿的发展，对前沿科技领域发展及社会影响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咨询支撑。重大科技决策的出台，应该听取广泛领域科学家的意见，促进产业界人士更加深度地参与前沿科技领域的决策，鼓励公众参与前沿领域的决策。

　　第二，在新的国家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和“十四五”国家科学和技术规划中，设立重要的前沿科技领域专门指导和协调委员会，设立发展规划，指导和协调相关国家前沿科技领域的发展，制定专门的研究计划。

　　第三，改革重大科研计划立项和组织模式。加强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的选题机制。根据不同领域重大项目不同的特点，采取适合各自特点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机制，如重大技术攻关类（如集成电路）可以采取企业或研究机构集中攻关的模式或产学研联合攻关模式，合成生物学重大项目则宜采取各相关单位分工协作的方式，而像气候变化领域涵盖区域性和全球性这样的大项目，通常采取分布式合作的方式。在各种不同的重大项目中，政府的角色不同，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

　　第四，加强使命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研究。围绕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重大科学问题，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和创新活动，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加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探索建立和发展多学科、多领域、产学研合作的联合研究中心，把科学研究、技术开展与人才培养教育统一起来发展。

　　第五，加强前瞻性治理。在通常未来技术发展的预测和预见中，纳入前瞻性治理的内容，对新兴技术的未来可能发展提察，并提出解决方案。

　　第六，建立国家科技评估制度，使科技评估成为前沿科技领域政策与规划制定、计划和项目实施的一项制度性设置，开展对我国新兴技术和关键技术发展状况的评估。

　　第七，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以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为契机，强化顶层设计，建立层次分明、职责清晰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制定和完善伦理规则，完善伦理审查体系，加强对前沿科技领域和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建设科技伦理环境，提高科技界及整个社会的科技伦理意识，使科技伦理成为前沿科技领域发展的准则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