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八年、两次再审最高院再审改判大头儿子版权案

　　一、“大头儿子”美术作品的原著作权人是刘某，原告经合同转让继受成为该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刘某受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海科影厂）导演崔某委托，为上海科影厂（后并入上海东方电视台）与中央电视台（以下简称央视）合作制作的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1995版，以下简称95版动画片）创作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个人物形象，上海东方电视台和央视在该人物形象的基础上制作完成了95版动画片，并在动画片中明确标注“人物设计：刘某”。在95版动画片摄制之前，上海科影厂及央视均未与刘某签订过任何书面合同也未支付任何费用，事后也未签订补充协议来约定该三个人物形象著作权的归属。因此，依据《著作权法》关于委托作品的权利归属，95版动画片中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个人物形象的著作权依法应当归作者刘某所有。2012年12月14日，刘某与洪亮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将该三个人物形象除人身权以外的全部著作权转让给洪亮所有。后洪亮又与大头儿子文化公司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将其拥有的上述三人物形象的著作权全部转让给大头儿子文化公司。故原告大头儿子文化公司拥有“大头儿子”美术作品的著作权。

　　二、被告央视动画公司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且未支付报酬的情况下，利用“大头儿子”美术作品形象改编为新人物形象，并对改编后的新人物形象进行展览、宣传，制作成动画片，并发行、复制、销售、播放、网络传输该动画片，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并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

　　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包括停止《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动画片的复制、销售、出租、播放、网络传输等行为，不再进行展览、宣传、贩卖、许可根据“大头儿子”美术作品改编后的形象及其衍生的周边产品；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3、被告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调查取证费3520元、律师费20000元，合计人民币23520元；4、被告在央视网（）和《中国电视报》上连续15天刊登致歉声明，以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5、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二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是：（一）刘某创作的人物概念设计图即94年草图能否作为独立作品进行保护，其与95版动画片及2013版动画片中人物形象的关系，及各自的权利归属；（二）若侵权成立，央视动画公司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一审判决以提高赔偿额的方式作为央视动画公司停止侵权行为的责任替代方式是否合理。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央视动画公司认为刘某所进行的人物设计是按照导演崔世昱的介绍、根据编剧郑春华的小说进行演绎创作，且不能与动画形象的整体创作活动割裂开来，央视与刘某存在委托创作关系，并口头约定著作权归央视，故其无权单独主张著作权。对此，二审法院认为，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从动画片人物造型的一般创作规律来看，对于一部动画片的制作，在分镜头画面绘制之前，需要创作一个相貌、身材、服饰等人物特征相对固定的动画角色形象，即静态的人物造型，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转面图、动态图、表情图等，这些人物造型设计图所共同形成的人物整体形象，以线条、造型、色彩等形式固定了动画角色独特的个性化特征，并在之后的动画片分镜头制作中以该特有的形象一以贯之地出现在各个场景画面中，即使动画角色在表情、动作、姿势等方面会发生各种变化，但均不会脱离其角色形象中具有显著性和可识别性的基本特征。故动画片的人物造型本身属于美术作品，其作者有权对自己创作的部分单独行使其著作权。本案中，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刘某受崔世昱导演委托后，独立创作完成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幅美术作品（即94年草图），通过绘画以线条、造型的方式勾勒了具有个性化特征的人物形象，体现了刘某自身对人物画面设计的选择和判断，属于其独立完成的智力创造成果。无论是崔世昱作为动画片导演，还是郑春华作为原小说的作者，均未对人物的平面造型进行过具体的描述、指导和参与。故应当认定刘某对其所创作的三人物概念设计图（即94年草图）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同时，95版动画片以人物造型署名的方式，认可了刘某的创作对于动画片人物造型的最终完成作出了独创性贡献，央视创作团队为了制作动画片需要所进行的修改、加工以及多视图的创作，并不足以改变刘某已创作完成的人物形象的个性化特征。央视动画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央视与刘某之间曾约定著作权的归属。因此，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95版动画片中三人物形象包含了刘某原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元素，同时央视创作团队在原作品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构成了对原作品的演绎作品并无不当。至于2013版动画片的人物形象，与95版动画片人物形象在整体人物造型、基本形态上构成实质性相似，2013版动画片的片头载明“原造型刘某”，亦说明其人物形象未脱离刘某创作的原作品，仍然属于对刘某创作的原作品的演绎作品。故央视动画公司据此提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央视动画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没有在大头儿子文化公司陈述的事实和诉求基础上进行审理的上诉主张，二审法院认为，大头儿子文化公司诉请的权利基础为从刘某处受让取得的三人物形象美术作品著作权，至于刘某所创作的美术作品的内容，虽然大头儿子文化公司主张与95版动画片的三人物形象构成实质性相似，其载体体现为95版动画片的三人物形象，但一审法院在审查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基础上，认定两者存在一定的区别，95版动画片的三人物形象为刘某所创作作品的演绎作品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并未超越当事人诉请的范围，而是依据所查明的事实对作品的内容和权属依法进行了审查判断，故二审法院对央视动画公司的上述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对于大头儿子文化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根据央视的授权，央视动画公司有权在2013版动画片中使用95版动画片中的人物形象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法院认为，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演绎作品的著作权由演绎者享有，故央视享有95版动画片人物形象的著作权，而央视动画公司经央视许可有权使用95版动画片的人物形象。同时，对演绎作品的利用，应当经过原作品权利人和演绎作品权利人的双重许可，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认定央视动画公司未经大头儿子文化公司许可，在2013版动画片及相关的展览、宣传中使用相关形象，侵犯了大头儿子文化公司的著作权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对大头儿子文化公司的上述上诉主张亦不予采纳。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大头儿子文化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不判令央视动画公司停止侵权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无法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二审法院认为，

　　根据一审中大头儿子文化公司提交的证据，央视动画公司实施的侵权行为包括：使用改编后的新人物形象拍摄2013版动画片并在CCTV、各地方电视台、央视网上进行播放；将2013版动画片的人物形象进行宣传、展览；将2013版动画片的人物形象许可中国木偶艺术剧院进行舞台剧表演。无论是动画片，还是木偶剧，均具有公共文化的属性，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在于鼓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使作品能够尽可能地被公之于众和得以利用，不停止上述作品的传播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和公共利益的原则。同时，无论是95版动画片，还是2013版动画片的人物形象均集合了刘某和央视两方面的独创性劳动，虽然刘某为95版动画片创作了人物形象的草图，但该作品未进行单独发表，没有任何知名度的积累，而央视创作团队最终完成了动画角色造型的工作和整部动画片的创作，并随着动画片的播出，使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动画人物，其对动画片人物形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贡献亦应当得到充分考量。一审法院在综合考虑当时的创作背景、本案实际情况、平衡原作者、后续作品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判令央视动画公司不停止侵权，但以提高赔偿额的方式作为责任替代方式并无不妥，既符合本案客观实际，也在其合理的裁量范围之内。

　　至于大头儿子文化公司所称央视动画公司授权他人制作玩具、开发游戏等衍生周边产品的许可和使用行为，因大头儿子文化公司在一审中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而未予认定。故大头儿子文化公司据此提出的相关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央视动画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大头儿子文化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判令大头儿子文化公司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其主要再审理由为：1.其公司能够提供新的证据证明，1994年刘某是受央视、上海东方电视台的委托创作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幅美术作品（即94年草图），且双方通过书面形式约定了著作权归属于央视、上海东方电视台。刘某无权将涉案作品转让给案外人洪亮，大头儿子文化公司也无权以其从洪亮处受让涉案作品著作权来主张央视动画公司侵权。2.即便如一、二审法院所认定刘某享有涉案作品著作权，但针对刘某“一权两卖”行为所涉及的合同履行问题，应该根据“先交付”的原则确认刘某履行与央视动画公司的协议，而与洪亮签订的合同则不能履行。

　　再审申请审查期间，央视动画公司向浙江高院提交了“刘某签署的确认书著作权归属”书证一份（以下简称95年声明），该书证载明：“本人刘某受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的委托，创作了动画系列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片中主要人物‘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造型设计。我同意由我本人设计的以上造型其全部人物造型的全部版权及全部使用权归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两家共同所有。落款时间：1995年2月8日。落款人：作品《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造型作者刘某”（注：“刘某”系手书，其中“岱”难以区分是“岱”还是“袋”）。央视动画公司拟以此证明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应归属于央视、上海东方电视台。

　　为查明前述书证的线日组织双方当事人首次听证。大头儿子文化公司在听证中称：经将前述证据交由刘某辨认，刘某确认签名系他人假冒；且央视动画公司在二审期间就出现过提供假冒刘某签名领钱的书证的情形，故该新证据缺乏真实性，不能认定。央视动画公司则提出：该新证据出自央视动画部主任范玲之手，实际形成时间为1998年，当时央视出于维权需要找到刘某签署该书证，且将落款时间提前至1995年2月8日。首次听证中，双方当事人均向浙江高院申请相关证人到庭再次听证。同年10月11日，浙江高院组织第二次听证。范玲在听证中称：其对本案纠纷只是有所耳闻，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其于2004年任动画部负责人，2006年退居二线日整理办公室文件时偶然发现前述书证并提交央视动画公司，对于该书证的形成并未参与。刘某在听证中经辨认后确认该书证上的签名系他人假冒。央视动画公司听证中称前述书证的经手人为崔世昱。浙江高院第二次听证后，央视动画公司提交由崔世昱出具的书面证词一份，称该新证据系1998年央视为维权所需，委托其找到刘某签署并经刘同意将落款时间提前到1995年。大头儿子文化公司则补充提交书面异议称该新证据落款签名明显系伪造，从文字辨认为“刘泽袋”而非“刘某”。

　　浙江高院认为，央视动画公司再审申请期间提交了95年声明，拟证明涉案诉争“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幅美术作品著作权（即94年草图）并不归属刘某，大头儿子文化公司无权依据相关权利转让主张央视动画公司侵权。但是，该份书证即便如央视动画公司所称属实，其形成背景也是出于央视维权目的。央视动画公司提交崔世昱书面证词也表明该书证系央视因维权需要相关权利文件，由该台出具文件内容派员到上海，请崔与刘某接洽签字确认。现有证据表明，刘某1994年间受崔世昱委托，创作了涉案作品。2012年间，刘某经崔世昱介绍认识了洪亮。同年12月14日，刘某与洪亮签订了《著作权（角色商品化权）转让合同》，约定刘某将自己创作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幅美术作品的所有著作权权利转让给洪亮，崔世昱作为见证人在该合同上签字。央视动画公司对此节事实也无实质性异议。由此可见，在刘某与洪亮签订《著作权（角色商品化权）转让合同》之前，作为涉案作品创作的委托人崔世昱对于刘某与央视及上海东方电视台之间就涉案诉争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未达成一致的事实是明知的。此外，没有证据表明上海东方电视台对于“刘某签署的确认书著作权归属”书证在证据形成当时参与过协商并达成合意。大头儿子文化公司及刘某本人对该书证及“刘某”签名的真实性亦予以否认。综上，前述新证据真实性存疑，即便属实亦系出于中央电视台维权所需，并不能由此认定央视、上海东方电视台与刘某就涉案诉争“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幅美术作品（即94年草图）著作权的归属达成真实的意思表示一致。央视动画公司就此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央视动画公司再审申请提出刘某“一权两卖”，应根据“先交付”的原则确认刘某履行与央视动画公司的协议，而与洪亮签订的合同则不能履行的主张，浙江高院认为，刘某确于不同日期分别与洪亮、央视动画公司签订了《著作权（角色商品化权）转让合同》、《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美术造型委托制作协议、《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美术造型委托制作协议补充协议，还出具了一份《说明》。上述四份文件中也均涉及到刘某对其创作的涉案三幅美术作品著作权归属的处分。但从时间上看，刘某与洪亮签署的转让合同时间在先；刘某也在一审期间出庭作证，明确陈述其与央视动画公司签署的两份协议及《说明》均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其与洪亮签署的转让合同才系其线年刘某受崔世昱的委托，独立创作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幅美术作品（即94年草图），因双方之间没有签订委托创作合同约定著作权归属，故刘某作为受托人对其所创作的三幅美术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刘某将其基于受崔世昱委托而创作的诉争作品底稿交付崔，之后央视与上海东方电视台在联合摄制95版动画片过程中，对刘某创作的三幅诉争美术作品进行了进一步设计和再创作，且片尾播放的演职人员列表中也载明：“人物设计：刘某”，刘某的上述行为不能视为诉争作品著作权转让的交付行为，而是刘某基于崔世昱与其之间委托创作关系而实施的交付使用行为；刘某将其享有完整著作权的作品著作权转让给洪亮，且双方对合同内容的真实性以及落款时间均明确表示认可，该合同合法有效，洪亮依据该合同合法取得了刘某创作的三幅诉争美术作品除人身权以外的著作权。央视动画公司就此提出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

　　央视动漫公司申诉请求：1.提审并撤销本案一审、二审判决，改判驳回大头儿子文化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指定由浙江省以外的法院审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11件案件；3.诉讼费用全部由大头儿子文化公司承担。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一审、二审法院认定94年草图是委托作品，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94年草图不属于委托作品，应属于特殊职务作品，其著作权应归制片单位所有，刘某仅享有署名权。署名权属于著作权中的人身权，无法转让给大头儿子文化公司，大头儿子文化公司对94年草图不享有任何权利。央视和上海科影厂签订了《委托制作动画片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创作人员仅仅享有署名权，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全部归央视所有，而刘某为上海科影厂借调人员。（二）一审、二审法院将94年草图和动画片的标准设计图混同，认定94年草图是动画片人物形象的标准设计图，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94年草图是标准设计图创作过程中被参考过的草图之一，大头儿子文化公司对于标准设计图不享有任何权利。（三）二审法院审理终结后，央视动画公司发现了对著作权归属进行书面确认的新证据即“95年声明”，足以推翻生效判决。浙江高院认为该声明真实性存疑，却不予鉴定，导致错误裁判。（四）大头儿子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洪亮存在涉黑、受贿行为，本案可能存在裁判不公。（五）大头儿子文化公司抢夺他人知名作品知识产权的投机行为，将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大头儿子文化公司答辩称，（一）央视动漫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缺乏法律依据。（二）央视动漫公司将涉案动画形象表述为集体创作，系由周某执笔完成，此乃恶意歪曲事实。将刘某作品原稿称之为“草图”或“前期创作资料”，想以此否定刘某对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其理由不能成立。（三）央视动漫公司在诉状中称大头儿子文化公司因涉案动画片成为知名动画片后而争夺三个人物动画形象著作权，无凭无据。（四）95年声明是否由刘某签署，尚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并有较大可能系伪造。而且，95年声明上的签字无论真实与否，该声明都没有转让著作权的意思表示。（五）央视动漫公司称大头儿子文化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洪亮存在涉黑、受贿行为系诽谤。（六）大头儿子文化公司一直在积极、合法地维权，央视动漫公司所述大头儿子文化公司“鲸吞大头儿子系列动画著作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毫无根据。综上，请求驳回央视动漫公司的申诉请求。

　　大头儿子公司于本案再审审理过程中，提交一份刘某视频录像，刘某在视频中称其从未签署过95年声明，且该声明中刘某签名系伪造。央视动漫公司提交质证意见认为，刘某未到庭作证，并且刘某与大头儿子文化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关于94年草图权属的证言多次反复，故该视频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再审法院认为，刘某于不同日期分别与洪亮、央视动画公司签订了多份涉及94年草图著作权归属的协议，对权属的处分多次反复，因此对上述视频证明力要根据在案证据综合分析认定。

　　再审法院再审查明，1995年4月，央视动画部（甲方）与上海科影厂（乙方）签订《委托制作动画片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制作动画系列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1-13集），乙方接受甲方委托。”第三条第1款约定：“动画片制作的内容包括：组织策划、选定编剧、创作文学剧本、美术设计、造型设计、分镜头台本创作、设计稿创作、背景绘制、摄影表创作、原画、动画、描线、上色、拍摄、剪辑、作曲、作词、动效、配音、合成转磁等。”第六条约定：“版权归属：乙方制作的动画片及动画片中的所有创作，其版权全部归甲方独家所有，甲方可用其在世界范围内从事影视及影视之外的一切商业活动。对其所有付载产品拥有世界范围内的一切版权。乙方创作人员享有署名权，但乙方及乙方的创作人员不得用动画片及动画片中的创作作品进行出售、发表、许可他人使用等一切盈利及非盈利性活动。”

　　另查明，2020年11月1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民申1905号民事裁定维持了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民终19075号二审民事判决，该二审判决采信央视动画公司提交的司法鉴定书，认定95年声明上刘某签名的线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京民申2319号民事裁定维持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民终2548号民事判决，该二审判决根据司法鉴定结论，认定95年声明系刘某作出。

　　另查明，2019年12月5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央视动画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

　　再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央视动漫公司提起申诉是否具有法律依据；（二）94年草图属于委托创作作品还是法人作品或特殊职务作品；（三）94年草图的权属应当如何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央视动画公司不服二审判决，以有新证据能够证明94年草图著作权归属于央视、上海东方电视台为理由之一，向浙江高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审、二审判决，浙江高院经审查驳回了央视动画公司的再审申请。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央视授权央视动画公司（后更名为央视动漫公司）行使95版动画片的全部著作权及动画片中包括但不限于文学剧本、造型设计、美术设计等作品除署名权之外的全部著作权，而94年草图是95版动画片人物形象创作基础。央视动漫公司认为浙江高院作出驳回其再审申请的裁定有错误，向再审法院提出申诉请求再审本案，具有法律依据，大头儿子文化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再审法院不予支持。

　　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据，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本案中，一审、二审法院和浙江高院查明，95版动画片导演崔世昱、制片汤融、上海科影厂副厂长席志杰三人到刘某家中，委托其为央视即将拍摄的95版动画片创作人物形象。刘某当场用铅笔勾画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三个人物形象正面图，崔世昱将底稿带回后，95版动画片美术创作团队在刘某创作的人物概念设计图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设计和再创作，最终制作成了符合动画片标准造型的三个主要人物形象即“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的标准设计图以及之后的转面图、比例图等。此外，95版动画片片尾播放的演职人员列表中明确载明“人物设计：刘某”，并且央视动画公司在2013年11月4日对《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卡通形象进行著作权登记时，亦载明“作者：刘某”，因此现有证据足以证明94年草图为刘某独立创作完成，应当认定刘某为94年草图的作者，一审、二审判决及浙江高院裁定的相关认定并无不当。

　　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第十六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美术设计和造型设计系央视动画部委托上海科影厂创作，版权全部归央视动画部所有，亦即属于央视所有。虽然一审、二审法院查明，刘某创作94年草图时，系作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借调到上海科影厂工作，但是94年草图的创作系95版动画片导演崔世昱等人到刘某家中专门委托其创作的。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某创作94年草图是代表上海科影厂意志进行创作或者是为完成借调工作任务而创作。故94年草图不应当被认定为法人作品或者特殊职务作品，应当被认定为委托创作作品，央视动漫公司关于94年草图系法人作品或特殊职务作品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再审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故浙江高院在再审申请审查阶段对95年声明依法未予鉴定，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此，对于95年声明的真伪应当根据在案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以是否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标准进行分析判断和认定其真实性。

　　刘某于不同时间分别与洪亮、央视动画公司签订了多份涉及94年草图著作权归属的协议或者说明，对权属的处分多次反复。95年声明落款时间为1995年2月8日，即使实际形成时间为1998年，其签署时间亦早于上述协议或者说明签署时间。同时，在94年草图基础上由央视和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动画片，1995年即已经播出，在其片尾播放的演职人员列表中载明：“人物设计：刘某”。刘某认识洪亮并与其签订转让协议均在2012年以后，而在此前长达18年期间，刘某从未就其作品被使用向央视或央视动画公司主张过权利或提出过异议。此外，广东法院和北京法院均依据司法鉴定结论认可了95年声明上刘某签名的真实性。因此根据上述证据以及相关事实，应当认定95年声明真实合法有效。

　　大头儿子文化公司提交的视频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认定。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根据95年声明、刘某后续与央视动画公司签订的协议、补充协议以及说明和其他相关事实，应当认定94年草图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及其他知识产权属于央视所有，刘某无权就94年草图著作权再转让至洪亮。因此，大头儿子文化公司不享有94年草图的著作权，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综上，央视动漫公司的申诉理由成立，再审法院予以支持。

　　此外，关于央视动漫公司请求指定由浙江省以外的法院审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11件案件，因为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再审法院不予述评。关于央视动漫公司所提出的大头儿子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洪亮存在涉黑、受贿行为以及抢夺他人知名作品知识产权的投机行为并将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等主张，或缺乏证据证明或与本案无关，再审法院亦不予评述。

　　综上，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再审法院予以纠正。依据2010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202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知终字第358号民事判决和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4）杭滨知初字第636号民事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