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应着眼于提升科研人员的创造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创新带给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而科技体制则是科技创新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土壤。

　　2014年8月8日，习总在《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上作出批示，首次提出“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科技方针。

　　当今，国内和国际两个环境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中国的科技体制能否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以优化科技发展的体制保障，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科技体制？这些体制能给国家带来什么、各自是否存在某些弊端？这些弊端如何被认识到，又在何种情况下被改进？

　　应当认识到：有些改进可能是不自觉的，有些是自觉的，甚至受到了利益驱使。例如，默顿研究了17世纪英格兰的科技与社会状况，发现战争有效推动了航海技术的发展，这并非完全由当时的科学家和科技体制的策划者设计执行的。

　　事实上，不同的国家在科技发展的不同时期或阶段都存在着某些偶然变化，这些偶然性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助推了其科技的发展。西方国家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科技体制。美国能够成长为科技强国，经历了从学习、赶超欧洲科学，到自觉探索新型发展道路的过程。

　　当代社会，世界各国科技体制创新意识愈发强烈，但始终不存在完美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科技体制。我们应当根据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考察国家科技体制的顶层设计，有意识地认识过去、设计未来。

　　需要强调的是，推动科技进步与发展的是独立的自然人，科技体制的制定只有在满足被服务及管理的科研人员的需求下才能发挥良性作用。只有基于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与科研人员发展诉求相结合的科研体制，才能推动并保障国家科学和技术的健康及可持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实行了5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一大批建设项目竣工投产，为新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为满足社会建设与国家战略安全的需要，中国还制定、施行了科技发展的长远规划。

　　中央分别于1956、1962年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即《十二年规划》）与《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即《十年规划》），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技术的突破性成就。

　　1985年起，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相互依存、共同推进，有效改善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科技体制存在的弊端（科研与生产脱节、企业科研能力不足、科研成果无偿转让、过度使用行政手段管理科研、部分科研人员存在吃“大锅饭”的现象等）。

　　但是，倡导科技发展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对过往体制的革新，并非排斥、否定政府对科研的管理与计划工作。

　　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其创设的科技体制也各不相同，具备了相互借鉴的前提基础。然而，古往今来，科技成果始终是全人类所共享的。应把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进行全面地分析研判，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统一，真正有利国计民生。

　　科技体制不仅与国家的文化息息相关，应与科技发展的阶段特点相适应，应与科技人才的发展诉求相呼应。

　　不可否认，欧美国家的科技体制都各具优点，但每种体制亦有其不甚完善之处。现在谈到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人们常用欧美国家的体制与其进行比较，这属于“外国坐标”的比较观，容易得到欧美国家优于中国、应学习借鉴欧美国家科技体制的片面观点。此类“补己之短” 的做法，有可能削弱中国科技体制中固有的某些独特优势。

　　另一种观点是“中国本位”的比较观，认为科技体制改革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强调以中国本位为参照系，基于自身国情，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无论是“外国坐标”，还是“中国本位”，这两种比较观的思想本质都是科技体制决定论，认为国家科技水平发达与否同该国相应的科技体制紧密相关，存在就科技体制而论科技体制的问题，即忽略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亦忽略了当今世界科技交流的频繁性和便捷性，是不可取的。

　　就科技体制而言，无法简单地比较优劣。席文和劳埃德提出的“文化簇”是一种新的科技体制比较观，主要从各国文化上进行整体、全面的比较研究。

　　“文化促进路就是用所有相关学科来考察所有的相关资料，理解人文或社会科学问题。这种进路从给定问题存在于其中的文化的所有维度，如科学、观念、社会关系、经济、宗教、、亲属关系等等，来研究该问题。”

　　他们比较了不同国家的体制特征和认知框架，探究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对不同的科学问题感兴趣的原因、依靠什么赖以生存等问题。

　　体制中涉及到人的因素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可以从人的价值观、认知世界的方式，甚至认知的结果来看待科技体制。他们认识到，对于科技体制的比较不能离开特定的文化与社会背景。

　　大一统的社会秩序、社会观念和国家组织方式，是传统中国科技活动的一大特点。官方组织的某些大型工程，将科学、技术与工程联系在一起，例如都江堰、长城、京杭大运河的修建等，这些大型工程的落成与体制有很大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负责整个地区的国防、公共设施的建造和维修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具有官僚性质的国家机器的产物。毋庸讳言，这种与大一统社会相伴相随的科技体制，是近代中国科技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以苏联为例，高度集中的计划科技体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贫弱状态、实现迅速崛起的关键一点。

　　二战前，有些学者认为计划体制是违背科学本质的，一个国家科学的兴起依靠的是自由的研究、探索和竞争，不可能更不应该被规划。殊不知，虽然科学理论研究是探索未知，但科学技术的研究方向可以进行大型规划。

　　20世纪初期，现代科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被奠定后，科学开始进入应用时代和可预知的解决时代。此时，系统的作用、方的作用，包括资金甚至综合国力的作用对科技的贡献不断提升。这种情况下，核科学、高能物理、量子力学、生命科学等领域逐渐进入大科学的布局中。

　　以“曼哈顿工程”为例，当制造的科学原理都已清楚明了，不再需要科学家独自探索时，在应用、发展、设计等后续环节上则需要群体合作。大科学工程最重要的特点是大装置或大量人员的分工协作。

　　当前，人类对科学的认识，特别是面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往往是需要大科学、大团队的。引力波的发现、中国对青蒿素的研究都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中国科技体制目前最大的弊端就是重应用学科研究轻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同时，中国的科技计划在体系布局、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总体绩效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现在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扩展科学研究细节上的发现；二是将科学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习总立足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与国内外形势，提出了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指示。在战略上，要全面研判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大势，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明确中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实施非对称性赶超措施。

　　在构建科学化、人性化、未来化的科技体制上，中国需基于新比较观的视域，平衡好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着眼于提升科研人员的创造力。科研人员作为科技领域的核心生产要素，将关注点落实到科研人员上，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开拓力。

　　中国的科技体务于两个方面：国家建设和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中国的科研体制长于国家建设，短于科研活动，这也是需要优化之所在。

　　我们要植根本土、面向世界，在继承、发扬优秀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学习、吸收各国科技体制创新的有益成果，对中国现有的科技体制进行全面优化，为跻身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

　　本文作者：任安波作者简介：任安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史、科学社会学。

　　《科技导报》创刊于1980年，中国科协学术会刊，主要刊登科学前沿和技术热点领域突破性的成果报道、权威性的科学评论、引领性的高端综述，发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完善科技管理、优化科研环境、培育科学文化、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决策咨询建议。常设栏目有院士卷首语、智库观点、科技评论、热点专题、综述、论文、学术聚焦、科学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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