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目录｜《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8期目录及摘要

　　年以来的案例调查信息，展示以儿媳侍奉公婆为特征的农家传统照护方式发生的变化。第一，纯由老人构成的住户显著增加。丧失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者的主要照护人，越来越多地由老年配偶担当。第二，迁移工人夫妇在父母发生意外或生命垂危之际会立即返乡关照。当高龄父母需要长期照护时，年轻夫妇中的工资较低者通常留守家乡。第三，村庄社区组织的老年活动，能够丰富参加者的晚年生活，却无助于解决生活不能自理者的照护质量和安全不足问题。第四，利用养老院和上门护工服务的群体，多为中高收入者和政府予以财政兜底的五保老人。中低收入农户因支付能力不足，难以利用有偿照护服务。因此，将城市长期照护保险试点，扩展为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保险制度，对于缓解照护依赖者及其家庭的脆弱性至关重要。

　　本文建立三期世代交叠模型，通过比较“生命周期”效应和“预防性储蓄”效应来探究家庭规划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家庭人口结构是影响家庭决策的核心要素，对储蓄水平有正、负的子效应。本文从家庭人口结构切入，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少儿人口占比下降和老年人口占比上升使家庭储蓄上升。其中，少儿人口占比对家庭储蓄影响的“生命周期”效应更显著，而老年人口占比的“预防性储蓄”效应更显著。具体机制如下：父母追求高质量教育，育儿教育支出增加导致家庭储蓄减少，提高孩子未来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使家庭规划中的预防性储蓄增加；老年人预期寿命增加、社会保障不完善和代际财产继承等使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加，老年人医疗支出增加使家庭储蓄减少；城乡育儿教育支出呈现均等化趋势，农村家庭医疗支出对储蓄影响更大，社会网络关系是导致教育支出均等化和购买医疗保健品的重要原因，并且家庭规划对储蓄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因此，建议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改善家庭规划减少消费约束，增加家庭合理支出，实现消费提质扩容，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父母耐心程度（即时间偏好）对子女教育方式以及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本文以父母在当期消费和储蓄之间的选择作为其耐心程度的测度，结果发现父母耐心程度每上升1个标准差，可以提高子女数学成绩和非认知能力0.07个标准差。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耐心的父母倾向于采用更科学的自主支持式教育方式教导子女。该机制可以解释子女认知能力变化的9.2%和非认知能力变化的20.9%。同时，父母耐心程度具有代际传递性，较为耐心的父母养育的子女表现出较高的耐心程度。该机制能够解释子女非认知能力变化的45.5%。本文研究结论表明，除家庭的物质投入和父母的时间投入外，父母的行为态度同样有助于塑造后代的人力资本。

　　新时代背景下，减税降费已成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评估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与既有研究普遍关注减税效果不同，本文以省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落实为准自然实验，结合2006—2016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首次评估了降费政策对企业非税费用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由于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普遍在中央和省级层面落实，同时受非税收入归属的影响，降费政策总体上未能显著降低企业非税费用负担；不同地区降费意愿存在显著差异，降费力度较大的地区，呈现显著的降费效应；在收费项目数量相同的情形下，地方国库收入归属比例高的地区，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非税费用负担，这说明降费效果取决于降费任务与财政目标之间的矛盾能否实现统一。本文的研究表明，深入推进省级以下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有助于实现企业减负目标。

　　本文基于校正后的城市夜间灯光数据测算各省份的多中心结构指数，运用工具变量估计考察区域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对中国城市经济效率的动态影响，并探讨了市场一体化在其中所发挥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首先，多中心结构对我国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且该影响主要体现在大城市和东中部地区，而中小城市和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则随着多中心水平的提高而提升。同时，测算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少数地区的经济效率由于多中心水平过高的空间发展模式而受到抑制。其次，多中心结构与市场一体化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且该效应主要体现在中小城市和东中部地区。最后，城市距离和交通基础设施在多中心结构影响经济效率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非线性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对我国未来城市规模体系发展模式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在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的过程中，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增强经济韧性显得愈发重要。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框架，探讨产业结构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对经济韧性的直接作用，以及其通过驱动创新来影响经济韧性的间接作用。研究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各个城市的经济韧性表现差异明显，产业结构越是多样化的城市经济韧性则越强；多样化对经济韧性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分散风险、抵御冲击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帮助城市在恢复期做出适应性的结构调整；无关多样化水平越高的城市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越小，而相关多样化水平越高的城市则因其创新能力较强，在恢复调整期表现出了更高的韧性；相关多样化主要通过一般性创新作用于经济韧性，而无关多样化则主要通过新经济创新作用于经济韧性。

　　“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保障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因素：反贫困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主转入重点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新阶段；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冲击日益显现；经济增速放缓对社会保障事业未来发展的约束进一步增强；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对社会保障制度带来压力。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运行还存在诸多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发展的目标思路：适应未来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要求，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框架，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巩固脱贫攻坚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成果，探索推进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途径；加快推进并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强化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功能；促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发展；建设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障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从社会救助、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及其他重要领域提出了若干改革举措与政策建议。

　　龙玉其，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王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宁亚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在我国，目前城镇化率的提升并没有带来居民消费率的提升。本文从城镇化进程中“迁移”和“转化”两个阶段出发，使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迁移”和“转化”之间的缺口——半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半城镇化率对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控制了城镇居民收入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后，半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也会产生负向影响；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半城镇化率提升会显著降低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同时，半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尤其是城镇户籍居民消费倾向则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此外，在低房价区域，半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在高房价区域，半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尤其是城镇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缩小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缺口，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针对各国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众多机构和研究者提出了“可持续贸易”理念，并就此展开对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相关探讨。本文对可持续贸易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涵和评估标准进行了归纳，并总结了可持续贸易在贸易政策、绿色金融和农业发展等领域的交叉应用情况，同时分析了可持续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及推动因素。本文认为我国应深入探索和改进以可持续贸易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路径与方法，引导更多国家或机构参与制定可持续贸易发展的新方案。

　　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与格局正在发生改变，新兴市场经济体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新变化及其成因，分析了区域与产业选择新特点，基于引力方程与制度因素的研究新视角，并就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母国绿色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国内投资的挤出与挤入效应展开了分析与比较。本文认为母国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价值，在中国经济发展立足国内大循环、谋篇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应定位于国际产业价值链高端化发展的长期目标，提升质量并防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