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40周年新经济思想

　　2012年，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结束任期回到国内，倡导的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三波的新结构经济学，受到了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引发了诸多讨论。

　　林毅夫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国情出发去探讨解决问题的路径，而非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

　　近年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波兰、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具体的应用，并取得了成效。什么是“本体”，什么是“常无”？新结构经济学对当代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什么？知名财经主持人姚长盛对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进行了专访。

　　1、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如果船不动、水不流，剑还会在那个地方。可是如果船动了、水流了，刻舟求剑就不对了。任何理论都在一定条件下是对的，但是条件可能变，所以我们要了解现象，就应该重新从最基本的点出发。

　　2、波兰借鉴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去年波兰以欧盟10%的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占整个欧盟的70%。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能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到2025年左右，中国可能成为第三个。

　　4、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做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少数能够赶上或是大幅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地区，其主要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一般是错误的。

　　5、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的发展，人们大部分看到的是问题，却没有搞清楚产生问题背后的原因。在这样的状况下去解决问题，可能会把问题搞得更糟。

　　6、新结构经济学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主张是，让企业家发挥市场敏感度去寻找创新的机会，在企业家解决不了的瓶颈限制，政府要补位。

　　7、中国改革开放40年能够取得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从哲学上讲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具体操作上讲，就是不断审时度势，在该改能改的地方推动改革，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

　　8、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大部分还是在引进的阶段。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开创了我国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之先河，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举个具体的例子，《论语》里，问孔子什么叫“仁”，孔子回答了二十几次，每一次答的都不一样。为什么呢？“仁”是儒家哲学的“本体”，它的表现方式会根据条件不同而不同。

　　经济学也有自己的“本体”，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的人”，在经济学里是说，当一个决策者面临选择时，他总是在可选择的范围里，选择他认为最好的。但是，不同的人，可选择的范围也会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也可能不一样。

　　所谓经济学的理论，是描述一个决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但是，条件不断在变化，因此，特定条件之下的选择，就不会放之四海而皆准。换句话说，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刻舟求剑。

　　如果船不动、水不流，剑还会在那个地方。可是如果船动了、水流了，刻舟求剑就不对了。任何理论都在一定条件下是对的，但是条件可能变，所以我们要了解现象，就应该重新从最基本的点出发——决策者是谁，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可动用的资源有多少，限制条件是什么，有何种可能的选择，在决策者的若干个选择当中，哪一个可能是最好的。

　　总的来说，分析问题时，不以任何现有的理论和经验作为出发点，而是以“理性”原则为出发点来分析，看谁是决策者，面临什么问题，要达到什么目标，有何种可能的选择，那种是对决策者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这是经济学的“本体”，每一次都从“本体”出发，而不是现有的理论或经验出发，重新构建对问题的理解，这叫“常无”。

　　姚长盛：很多非洲国家对您的理论也特别感兴趣，您的理论在那里得到了怎样的应用？新结构经济学为什么会对它们有这么强的吸引力？

　　林毅夫：非洲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现代化。它们认为发达国家民富国强，必有其道理，把发达国家那套道理学会，就可以拿回来改造自己的国家，但是实际效果非常不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能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到2025年左右，中国可能成为第三个。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中。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做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少数能够赶上或是大幅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地区，其主要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一般是错误的。

　　中国的经验也不能照搬到非洲国家，但是有一个基本规律——经济发展要有竞争力，选择的产业应该符合当地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样要素生产成本才能低。

　　单单有比较优势还不够，交易成本也要低。不能说企业家开个工厂，还必须自己提供电力供应，改善港口，完善金融体系，之后才能来做投资。企业家做不了这些，需要政府帮忙来做。正如前面所讲，基本原则是既要发挥市场的有效性，也要政府积极有为、因势利导。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普遍比较差，一些制度安排也充满扭曲。理想情况下，应该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但是政府没有那么多资源，也没有那么强的执行能力。

　　对这些问题，中国的经验是像毛主席所说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没有办法把全国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同时搞好，政府可以设立一个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园区里实行一站式服务，这样就能快速把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

　　这样一来，出口增加了，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多了，社会比较稳定，大家对未来有比较好的预期；经济发展快了，税收也增加了，政府的资源也多了，能够扩大的基础设施范围就越来越大，这样经济就会进入良性循环。

　　比如埃塞俄比亚，它本来是非洲最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内陆国家，过去这五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四倍，工业产值也增加了四倍多，经济增速平均10%，这还是在整个非洲国家出现去工业化的状况之下发生的。

　　波兰应该算是苏联东欧转型中表现最好的国家，它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所以没有出现经济崩溃和停滞。但是它的经济发展也不是很快，就业问题比较难解决。波兰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因此，大量的工程师、医生等专职人员移民到英国、爱尔兰、德国。

　　2015年10月，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上台，第一次在议会选举中超过半数，他们宣布要制定国家发展计划。大家听了很奇怪，说：“你要制定国家发展计划是不是又回到计划经济？”

　　负责这个工作的莫拉维茨基，当时是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和发展部部长，他公开写文章答复，“我们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我们根据的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政府要完善市场，发挥有为的作用来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

　　去年年底，莫拉维茨基从副总理升任总理。今年1月份，他去参加达沃斯论坛，我听他在演讲里说，波兰人口数为3800万，占欧盟的10%，去年波兰创造的就业机会占整个欧盟的70%。

　　我今年5月到波兰参加会议，看到了波兰的就业状况确实有很大改变。首先，国内的就业机会多了，再加上西欧的就业状况不是很好，一些流向外地的波兰人回来了。其次，乌克兰等国家的移民也来波兰找工作。

　　从国内讲，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济就要继续发展，生产力水平也要不断提高。

　　怎样提高生产力水平呢？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不断涌现出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然后把有限的资源逐渐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另一个是要提高效率。

　　第一类，追赶型产业。发达国家有而中国还没有，我们还在追赶；或是中国国内也有这个产业，比如说装备业，有时候同样功能的设备，中国卖100万，德国可以卖500万。这是因为它的设备质量好、技术高，在这些产业，我们还需要追赶那些比较先进的国家。

　　第三类，转进型产业。比如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过去我们在世界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但是随着劳动力工资上涨，逐渐失掉比较优势了。

　　第四类，换道超车型产业。这类产业的特性是：一般跟信息通讯技术有关，产品研发周期特别短，12-18个月就是一个周期，投入的资本主要是人力资本，比如雷军做的小米手机。

　　第五类，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有的跟国家的经济或国防安全有关，例如战略新兴产业，或军工产业，它跟第四类产业的特性正好相反，产品研发周期特别长，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资本投入也特别大。

　　这五类产业的特性是不一样的，它们当然都需要市场竞争，但市场失灵的地方不一样，这就需要政府因势利导、克服市场失灵。

　　另外，中国国内经济还在转型，仍存在一些体制不完善的地方，是不是简单把那些不完善的体制消除就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是这样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资本极端短缺的国家，存在需要大量的资本的、与国防、军工、国计民生有关的产业，它们大多是国企，是没有比较优势的。这样一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保护补贴，它们就会全部垮掉，继而会影响到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所以一定要给它们保护补贴。

　　很多人质疑，政府给国企保护补贴是因为它们国有，我的看法不完全一样，我认为是因为它们有战略重要性，无论是对国计民生还是国防安全来说。因为违反比较优势，即使私有化以后，政府也同样得给它们保护补贴，而且，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可能会更高。

　　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给一些国企保护补贴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经过四十年快速发展，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很多产业已经符合比较优势，比如中低端装备业，三一重工、徐工集团等企业在国际上也很有竞争力，就不需要给保护补贴了。也就是说，改革需要与时俱进。

　　总的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主张是，找出产业需要升级的地方，在竞争的市场中让企业家发挥市场敏感度去寻找机会，在企业家解决不了的瓶颈限制，政府要补位。

　　国际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崛起自然就影响到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利用中美贸易逆差作为借口，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实还是想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我想，中国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应对。第一，贸易是双赢的，中国发展这么快，很多国家想共享中国的发展机会，因此，中国应该继续倡导自由贸易，站在道德制高点。

　　第二点，对待美国，我们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有这样才能让美国的老百姓知道，跟中国的贸易其实是有利于他们的。

　　林毅夫：很多东西一被复述以后都扭曲了，认为有为政府是反对市场发挥作用。我强调的是市场有效是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是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没有政府，市场很难有效。

　　比如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几乎不作为，按照一些反对政府发挥有为作用、主张依靠市场就可以的经济学家的看法，这些国家的经济应该会发展得很好。可是，它的经济也不发展，人们生活也不改善，所以单单靠市场的作用是不够的。

　　很多人觉得中国政府太强势了，中国政府越位的地方确实很多，但是相比那些政府不作为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好多了。我们应该以“常无”的心态，而不是以教科书的心态来看问题。

　　有时候我为什么说要有“常无”的心态？因为如果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可以看到政府确实有越位的地方，有做错的地方。但是如果政府全都退出，有市场失灵谁来补？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从现有的理论出发来的现象，而应该从中国的现象来看背后的道理，不要一看到政府有越位的问题，就主张不要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这样会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姚长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波澜壮阔，取得了很大成就，与实践对应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林毅夫：可以说，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大部分还是在引进的阶段。教材基本是用国外的原版，即使不是原版，也是根据国外的教科书改写的，理论、体系和章节安排都是国外的。

　　中国经济学者做的研究要么是拿国外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指出中国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地方有问题……要么是用中国的经验资料来验证国外的理论，基本上没有多少原创。

　　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问题，人们大部分看到的是问题，却没有搞清楚问题背后产生的原因。在这样的状况下去解决问题，可能会把问题搞得更糟。

　　因此，我们应该根据中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去总结：中国存在那么多问题为什么还能前进？这些问题需要有什么条件才能解决？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林毅夫：我们的改革还是比较成功，从哲学层次上讲，我们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解放思想？因为我们不能用过去的文本解决当前的问题，也不能用别人的文本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要实事求是，中国到底有什么问题，要用适合中国的办法解决；解决了过去的问题，其他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要与时俱进。

　　从具体的角度讲，中国是用渐进的双轨制。转型之前，国内有很多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关乎和国计民生，必须让它们存在，那就要给保护补贴。

　　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生产成本低。但是在国际上要竞争，单纯生产成本低还不行。当时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差，只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设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在园区里把基础设施做好，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之后，创造就业，使农村劳动力大量从低附加值的农业转移到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这样一来，经济增长率提高，税收增加、外汇增加、出口增加，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变化，带动产业不断升级，进而给改革旧的部门创造条件。

　　之前，旧的部门不具有比较优势，企业没竞争力。现在，中国从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积累了，产业也有比较优势，企业就有自生能力。国家的支持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用经济学语言讲就是，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总的来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能够取得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从哲学上讲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具体操作上讲，就是不断推动改革，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

　　姚长盛：一个经济奇迹本身应该对应更好的经济学研究，或者是更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研究。很多人在想，中国经济学者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如您有没有想过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我没有想过。我研究经济学不是为了得奖，只是希望自己的认识能够帮助大家的认识，也希望能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供更好的方案。开始读书时，我原来是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觉得把西方的理论学会了就能指点江山，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既然不是这样，我们就应该从现象去了解背后的道理，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论。

　　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请我写篇贺词。在祝贺的文章里我提出了一个命题——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我提出这样的命题是因为，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发表了《中国的奇迹》，在这本书里我们预测21世纪中国会变成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

　　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学中心最早是在英国，18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初，这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者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从二战之后到现在，世界经济学中心一直在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有，但数量上不多。

　　为什么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经济学大师辈出的地方在时空上有这样的关系？我想，任何理论都是简单的逻辑体系，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应该说，理论是越简单越好，也就是逻辑越简单越好。怎么判断一个理论是重要的？这取决于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越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的贡献就越大，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就越大。

　　什么是重要现象？重要经济体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从18世纪后半叶工业以后，一直到20世纪初，英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生在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事件。解释这个现象时，英国人或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能够真正把握到这个现象背后的脉络，知道这些简单的因果是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中心向美国移动，经济学研究会有一代落差，到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提高，逐渐转移到美国，因此，美国人以及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上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

　　林毅夫：在1995年的文章里，我提出经济学研究要本土化、规范化，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而不是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这两者不一样。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那还是照搬，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要有严格的内部逻辑，要运用数学模型，而且逻辑的各种推论必须和经济现象一致，要经过经验的检验。

　　我认为，如果研究本土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问题的重要性也会越来越大。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了解它背后的原因，提出新的理论体系，构建新的理论模型，这样的贡献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所以我相信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也将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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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是推动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印记。哪些经济思想影响着中国经济？哪些经济思想将被时代铭记？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网易财经、网易研究局汇集中国各经济思想学派之精粹，问道改革路。

　　2012年，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结束任期回到国内，倡导的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三波的新结构经济学，受到了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引发了诸多讨论。

　　而现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的王勇，正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推动者。王勇曾数次参与国内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他曾在2003年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曾师从韦森、宋国青、林毅夫和Myerson,Becker,Hansen,Lucas四位诺贝尔奖得主等名师。

　　1、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首先是帮助大家理解各种经济问题背后的机制，同时也希望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2、新结构经济学不只是强调引进技术。过去新结构经济学更多地强调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比重，现在逐渐把人力资本、其他的社会资本都引进来，根据一个国家不同的产业和发展阶段，来看应该多大程度去自主研发技术或者模仿。

　　3、有为政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逐渐推动市场化改革，把原来的扭曲去掉，逐渐推动市场化的过程本身也需要政府去作为，我把这个过程也定义为政府有为的过程。也就是说，我认为如果一个政府没有办法把现存的一些非常大的扭曲改革掉，也不是新结构经济学意义上的有为政府。

　　4、现代轻纺的含义并不是有人想象的像张艺谋七八十年代的电影里面所出现的一些陈旧东西，现代轻纺包括一些附加值相对比较高的产品。

　　5、中国迟早会跨过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阶段，几乎没有悬念。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目标只是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差距能不能以理想的速度尽快缩小，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是由林毅夫教授提出。过去60年，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得非常不好，主流经济学界对发展的理论进行了反思。2008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份报告，对现有的经济增长发展理论如何指导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作了评估，发现借鉴作用非常有限，也就是说现有理论非常不完善。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40年里，经济发展可以说非常成功。此外，世界上85%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面对现实的需求和理论现状，林毅夫教授总结中国的本土发展经验，同时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2008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界也对现有的经济理论作了反思，新结构经济学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王勇：新结构经济学试图帮助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大众来理解为什么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不一样，为什么看上去类似的政策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点或不同地区，效果差别这么大？为什么中国能够取得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功，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可以？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等等。

　　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首先是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背后的机制，同时也希望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林毅夫教授提出“知成一体”，也就是说，不但要知道，还要做成，如果没有做成就说明没有真正的知道。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一方面促进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希望对改善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绩效、政策效果作出贡献。

　　王勇：林毅夫老师、我，还有同事付才辉，我们三个写了一本书《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我想，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什么地方，这个答案一直在续写，因为理论一直在进步着。

　　现有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给出政策建议时，它的理论参照系是发达国家，无论分析对象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不管是低收入还是中等收入，根据主流理论给出的药方是一样的，即看发达国家是怎么样的，然后自己对照一下，缺什么补什么。但是，这样容易产生赶超战略，容易忽略自身的结构特点。

　　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不是说缺什么补什么，出发点首先是看这个国家有什么，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如何。其中，经济结构包括要素禀赋结构，金融结构，贸易结构，技术结构等。知道自己有什么，然后看潜在比较优势在哪里，影响潜在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的障碍在哪里，政府集中资源协助市场把这些障碍去掉，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发达国家靠近。总的来说，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就是首先看自己有什么，怎么把它做好，然后不断升级发展。

　　另一方面，我想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还有另外一个诠释，就是更加技术性的特点。新结构经济学是强调用新古典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主流的研究方法、现代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包括经济结构如何动态变化及对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含义，它不同于20世纪初的旧的结构主义学派，旧的结构主义没有意识到最优的产业结构其实是内生的，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有一系列和以前的结构主义不同的地方。我相信随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进展和实践的不断更新，新的内涵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广。

　　王勇：我想，新结构经济学和新供给经济学在有些问题上是一致的，比如我们都认为现有的一些理论存在不足，我们都认为结构重要。

　　至于二者之间的区别，首先，新结构经济学不仅是智库机构，同时还是学术机构。我们在大学有训练良好的教授，需要在国际上发表一些正规的学术论文，需要给学生授课，因此，学术性更强一点。

　　其次，从观点上来讲，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结构不止是供给结构，还包括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技术结构、空间结构、贸易结构等一系列的结构。很多时候既有供给又有需求，我们强调的是一般均衡的思维，需求供给是动态的，有时候会互相转化。

　　而且，我们不只关注中国，也关注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希望新结构经济学能够变成一个更加一般化的理论，希望我们的理论能够有朝一日进入更多的主流教科书。所以我们的目标定位可能有所不同。

　　另外在之前网易对贾康老师的采访（详见《贾康谈新供给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之异同》）中，他提到新结构经济学可能有个不足，是新结构经济学没有的想法，是不是新结构经济学只是强调引进技术。我想这一点上，可能贾康老师对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特别了解，理解有误。

　　林毅夫老师在做产业划分的时候，五大类产业中就包括弯道超车的产业，也包括已经领先的产业。我刚才提到的技术结构，新结构经济学的成员们也在研究，包括我本人在内也在研究创新，研究技术的内生性，不是说永远像以前那样模仿。

　　在弯道超车型的产业，或者在已经领先的产业必须要自己研发，因为已经在世界最前沿，比如家电、化肥，我们的技术已经是世界最前沿了，当然需要自己做技术的创新。还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不仅仅是说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还有技术的比较优势、制度结构的比较优势。

　　过去新结构经济学更多地强调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比重，现在逐渐把人力资本、其他的社会资本都引进来，根据一个国家不同的产业和发展阶段，来看应该多大程度去自主研发技术或者模仿。

　　王勇：新结构经济学具体应用到中国的政策分析时，应该结合中国正在同时发生的四个结构性过程来考虑。

　　第一个过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经济结构从农业到工业到服务业的转型。先有农业，然后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工业化，紧接着工业比重也不断下降，进入服务业。

　　第三个过程，中国从原来的封闭经济逐渐走向开放经济，我们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继续延伸。

　　第四个过程，和中兴芯片事件相关，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世界第二，逐渐崛起成为世界性强国。但是现存的国际治理体系是1945年二战刚结束的时候确立的，以美国为主导。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发展，势必会对现有的治理体系产生冲击。

　　我认为，目前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时经历这四个过程的大国，这就意味着，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和挑战是教科书里面找不到的。从新结构经济学来看这些问题时，我们要分析这多大程度上是战略问题、地缘问题，多大程度上是经济问题。

　　芯片产业属于战略产业，收益回报不是看单个企业的盈利，而是要考虑外部性。如果上游的一些核心产业因为非经济的原因被控制，导致其他的产业发展不起来，那就说明它有外部性，这个时候政府应该发挥更加有为的作用。

　　事实上我们早就提出了这些观点，很遗憾的是，一些评论人士对新结构经济学不了解，以为我们还在强调小米加的那些禀赋结构。

　　网易研究局：您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概念——有为政府，这也是外界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怎么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有为政府会不会存在过度干预市场发展的嫌疑？

　　王勇：“有为政府”是新结构经济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引起了很多讨论，但是有些争论很大程度上源于，部分人还没有了解新结构经济学怎么定义有为政府。用林毅夫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又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首先，市场有效是以政府有为为前提的，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还不够完善，比如毒奶粉、食品卫生问题等，如果没有政府监督管理，是不可能做好的。其次，政府有为又以市场有效为依归，也就是政府的行为是补充市场的，不能越过，如果越过，就是“乱为”，如果政府根本就没有做到那一点，那就是不作为。

　　很多人批评“有为政府”，是把它等同于“乱为政府”了。事实上，有为和乱为是不一样的，过犹不及，不及犹过。

　　此外，有为政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逐渐推动市场化改革，把原来的扭曲去掉，逐渐推动市场化的过程本身也需要政府去作为，我把这个过程也定义为政府有为的过程。也就是说，我认为如果一个政府没有办法把现存的一些非常大的扭曲改革掉，也不是新结构经济学意义上的有为政府。所以我们讲的有为政府是非常具有改革含义的政府，很遗憾的是很多人在评论新结构经济学有为政府的时候把它当成乱为政府，认为只是强调政府加强干预、加强计划经济，那完全是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误解。

　　王勇：这就需要回到我之前提出的四个结构性过程，其中，第二个结构性过程就是说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我们这条路还没有走完，的确存在着很多制度上的扭曲。

　　新结构经济学不只是希望当一个批评者，还希望能够给出建设性的改进办法。对于制度的扭曲，首先找原因，比如有些地方对重工业有很多的保护，这可能是源于之前制定的赶超战略，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一来，如果不纠正赶超战略的目标，只是把它的手段纠正，可能反而会做得更糟。

　　至于第三个和第四个结构性过程，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可能要考虑地缘、国防等因素。比如一个地区的土地规划，的确需要政府协调，什么地方建楼，什么地方绿化等等。

　　总的来说，我们在讲制度成本时，首先要找出导致形成制度壁垒的原因是什么，源头抓住了，再考虑怎么改这个手段。

　　另外，政府的有为应该以市场的有效为依归，对之前市场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毒奶粉或者其他的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就应该有为，应该抓得严格一点。如果是政府不允许某些企业进入，或者给企业的税负太重、干预过多，那政府就应该把乱为的手收回来。

　　网易研究局：我们再来聊聊要素禀赋结构，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因此，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那里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国内的企业如何应对这种冲击？

　　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要素禀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劳动力、资本等等。中国去年人均收入已经达到8640美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肯定是一个现实，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东南亚甚至非洲去了。

　　前段时间，我们去宁波的制造业企业调研，发现他们已经对这种现象做出了反应：第一，用机器来替代劳动，进行产业升级。第二，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做更多的技术创新。第四，转移到其他国家。所以，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选择。

　　网易研究局：前段时间，贵团队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吉林报告》）引起了热烈讨论。现在新结构经济学关于吉林问题有新的观点吗？是否还主张东北应该发展轻工业？

　　王勇：这个报告是我们国内智库团队做的，我没参与撰写，但是去参加了发布会，也听了一些讨论。首先这样的讨论是非常好的，因为所有的人都为吉林想办法，这当然是好的。但很多批评《吉林报告》的人，没有线万字的报告。

　　新结构经济学讨论具体制度政策时，首先是结合这个地区的产业升级来做，看看这个地区的禀赋结构。一个地区的潜在比较优势如何转变成企业的竞争优势，这就需要改善制度；具体到某个产业，就需要看这个产业的企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到底遇到什么瓶颈，政策卡在什么地方，这样制度改革就有一个抓手。

　　至于吉林，它的劳动力成本和浙江比真的要低很多。浙江大唐被称为“世界袜都”，现在有很多工厂转移到吉林，而且非常成功，比如辽源袜业。其次，我们主张发展现代轻纺，现代轻纺的含义并不是有人想象的像张艺谋七八十年代的电影里面所出现的一些陈旧东西，现代轻纺包括一些附加值相对比较高的产品。比如吉林的冰雪运动很受欢迎，冰雪运动需要服装；溜冰、滑冰、滑雪又需要一些很好的机械装备，这些高端设备也是现代轻工业，但是它们的附加值就比以前高很多。

　　说到对这个问题有没有新的认识，我想，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我还是坚持的，也非常认同。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比如成本，如果一些产业从浙江转到吉林的成本，甚至比转到埃塞俄比亚的成本还高，企业家都是理性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当然愿意转到埃塞俄比亚。吉林的劳动力成本的确是相对比较低，有空间发展现代轻纺产业。吉林的冰雪旅游产业、大健康、大农业，可以配套一些现代轻纺产品，这可能还是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但是，政府必须把现存的一些扭曲去掉，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变成企业的经营优势。

　　很多人批评新结构经济学不讲制度改革，要知道，林毅夫老师是最先把新制度经济学引进国内的学者，所以他对制度的重要性是非常了解的。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方还是主张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我们是从产业和结构的角度来做分析，比较具体。

　　网易研究局：最近，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大幅震荡，比如土耳其、阿根廷遭遇了货币大幅贬值。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有什么样的建议？

　　王勇：我们分析土耳其、阿根廷等国家的遭遇时，首先要把这个经济体放在全球视角来看，看它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以及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我们看到，阿根廷和土耳其的经济波动，有些波动是从全球的金融市场或者贸易市场传染过去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可能过早地把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经济好的时候热钱都涌进来，经济也越来越好，但是遇到一些问题，资本就是一夜逃出，这样一来，它的经济波动就会非常大。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讲，不同国家应该根据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来决定多大程度上开放金融账户。

　　产业结构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土耳其、阿根廷是典型的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之所以危机不断，首先是因为它们的产业还不够健康。如果有比较扎实的、符合自己能力的比较优势产业，就算国际市场有波动，经济还会有一定的稳健性。但是自身产业脆弱，不符合比较优势，就特别容易受到国际风波的干扰。

　　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讲，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在于，首先要看自己的产业是不是符合比较优势，如果符合比较优势，一定是在国际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这样就能承受国际市场的波动。

　　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反思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以及贸易开放程度，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王勇：中国会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首先取决于我们怎样定义中等收入陷阱，新结构经济学所理解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相对概念，比如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均收入之比会不会超过55%，而不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是大于零，等于零，还是小于零的问题。

　　我本人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持谨慎乐观态度，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1.2万美元左右，我相信中国迟早会跨过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阶段，几乎没有悬念。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目标只是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高收入国家里面差别也非常大。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差距能不能以理想的速度尽快缩小，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这就需要我们从政策角度对上半年遇到的问题进行反思，倒逼一系列的改革。现在，我们主要的改革是要素市场的改革，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户籍制度等，其中一些改革已经超越了地方政府的能力权限，需要中央政府来协调。目前来看，下游的很多产业，国有企业基本已经退出了。但是很多上游的产业，比如能源、金融、电力、通讯等，国有企业的比重还挺高，其中一些产业应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降低它的行政进入壁垒。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都需要中央政府层面下定决心，在市场化方面做更深入的改革，不能再改革空转。

　　总的来说，打铁必须自身硬，要借助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凝聚改革共识，推进未完成的改革，向市场化方向调整迈进。

　　经济学家是推动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印记。哪些经济思想影响着中国经济？哪些经济思想将被时代铭记？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网易财经、网易研究局汇集中国各经济思想学派之精粹，问道改革路。

　　进入2018年，中国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增大，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意义？网易研究局专访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颜建晔。

　　2、基于网络的新经济模式，使得“不可分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打破了，网络节点数越多，越可能产生指数级的交易以及潜在的福利，这是非网络时代没有的。一个环境中的交易对象（玩家）以及潜在交易对象、潜在交易节点、链条越多，加上不可分性被打破，则交易对象、玩家之间的潜在互动就可能越多，也就越可能产生更大的市场潜力。

　　3、新结构经济学也正在深化对禀赋及其结构的内涵和外延的探讨。网络结构与要素结构、现有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甚至地理结构一样，也可被看作一种禀赋结构，如果政府能够利用好网络结构，因势利导地开发它，允许市场里的主体去利用它，这未必不能成为超越当前发展阶段的契机。

　　4、美国，不管是互联网泡沫，还是后来的次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通过风险的外溢来缓解本国的危机，其中一个条件是美元是国际货币。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面向比中国发展阶段落后的国家的本国货币国际接受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其中熊猫债的发行，尤其在中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的阶段和环境中，是人民币国际化可接受程度的重要举措。熊猫债以国家开发银行的主权信用作为担保，能够让中国资本和国际资本、国际项目接轨，嫁接到发展阶段还次于中国的一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中，并从中分享它们发展的红利。

　　5、资本市场的渐进开放也是抵御国际金融波动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资本市场渐进开放的路子毋庸置疑是走对了。

　　颜建晔：关于市场与政府的辩证关系，新结构经济学里有很重要的表述——市场有效要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要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新结构经济学，我的理解，一直是很注重市场的有效运作这个方面的。这个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前身，即我们在北大做学生时代学到的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是要强调遵循禀赋结构的市场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而要去除政府违背比较优势干预与赶超的“悲剧”，而且林毅夫教授、王勇教授受到系统训练的芝加哥学派，也是一个尊重市场有效运作的理论体系。而这个市场模式又怎么升级、升格为包括和强调了政府及其有为作用的新结构经济学版本了呢？我的理解，是林毅夫教授走出中国、在世界银行仔细观察、诊断、总结100多个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在发展阶段之间演进、成功与失败的一些共性得出来的一些创新性结论。即，在每一个静态发展阶段的切面上，市场的自发优化是第一位的，政府不知道每个参与者偏好的信息，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即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财富积累了，变成资本，那么禀赋结构开始发生动态演进，资本劳动比发生变化了，昨天的比较优势，今天还是么？那这时候怎么办？市场在发展阶段之间还能自发最优地演化么？我们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都看到需要一个具有前瞻性视角的政府，看到下一阶段市场有效运作将要遇到的短板、瓶颈，而政府可以有为地去除它，预先引导基础设施、公品、制度建设。政府有为可以为动态的市场有效提供持续地便利以及比较优势顺利动态演进和发挥的催化剂。

　　而通过不止一次的学界辩论，我们似乎有一个感觉，部分公众界人士、甚至学界认为当下众多的学派观点中，新结构经济学只站在政府的那一侧，于是对此的疑问：政府有为或者政府的作用真的这么重要吗？政府有为到底怎么有为？政府的作用到底能不能代替市场？我觉得，这些问题提出的本身似乎反映出一些对新结构经济学学理的误解，或一些程度上的以偏概全。但细想起来，这些误解又有它的历史渊源。你比如，从莫干山会议之后，人们开始系统地引进、教学、研究西方经济学，这里面与中国之前政府主导一切经济的一个显著差别就在于要允许市场自发地运作，而且即使到今天，很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不够深化，这句话，从广义和一般意义上来说是对的。但是市场化改革本身，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消失，或者仅仅充当守夜人？

　　新结构经济学是在一个更高的维度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且这对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结构依存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与市场的最优组合可能是不同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政府与市场只是其基本学理的一个推论。比如说，目前，新结构经济学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是林毅夫教授、王勇教授和鞠建东教授在《货币经济学》杂志发表的论文——《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这里面没有政府啊，讲的是随着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会变化。这其中实际蕴含了一个假设，即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信息不对称，没有不确定性，没有外部性，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市场自发演化是最有效率的，政府也不能代替市场。试想有一个最先进的经济体，什么都是最先进的，也没有摩擦、没有信息不对称、没有外部性，现实的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即使是人均GDP第一的某个经济体，也都达不到假想的先进状态，也没有人和他贸易战，也没有冲突，那这个时候，政府需要有为的余地在哪呢？也许确实没有，政府可以在这样假想的环境中退化为守夜人。但是对于现实纷繁复杂、尤其对于后发的经济体来说，政府能够看到、也确实存在前面更先进的发展阶段，需要政府发挥前瞻性，去引导发展基础设施、信息公品、包括制度建设等，因势利导地实现比较优势的演进。所以总体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学理中的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最优组合，而是一个组合函数，因时、因地、因发展阶段，最优组合是不一样的。而且，目前的微观经济学、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体系中，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市场失灵都是外生给定的，这也是很多学者认为政府在有外生的市场失灵时发挥有限的守夜人作用就可以了。我们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希望理论上开发的是，我们看到的市场失灵可能是发展阶段之间内生的产物，前一个阶段的优势可能成为后一个阶段发展的掣肘，于是这可能是从理论上催生政府有为在经济发展阶段之间能有用武之地的探讨。

　　颜建晔：这好像是两个问题，先是要素禀赋结构，那么它其实会动态演化。第二个是新经济、弯道超车，这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演化规律是否有矛盾。实际上啊，“弯道超车”这个词，也正是林毅夫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下最先提出来的。

　　我们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有两个团队，一个是科学研究团队，由王勇老师领导的包括我在内的多位同事，另一个是智库团队，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向，关注要素禀赋结构动态演进的环境下，某个行业、地方政府乃至某个国家应该如何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如何利用当前的比较优势，二是如何前瞻性地发现未来的比较优势，三是怎样做好与自己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优势转换。

　　何谓“转换”？现阶段，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这时候就会有一些工厂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地区或国家。比如东莞的华坚鞋业，它把制鞋的生产线转移到非洲，因为非洲有大量尚未工业化的、廉价的劳动力，这就属于国际之间的优势转换，这里确实需要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比如出台一些降低交易成本的便利措施、鼓励措施甚至是催生措施来实现比较优势的演进。这里就不是简单的政府充当守夜人，毕竟世界没有大同啊，国际障碍，以及寻觅发展阶段中适于承接本国“转换”优势的交易对象、国家、地区，还要能产生互惠的发展阶段优势转换，是政府有为的体现，这很难是单个企业主微观决策能做到的，相反地，政府有为为市场有效、为比较优势的演进注入了正的外部性。

　　再来说一下“新经济能否帮助中国弯道超车”的问题，我认为，这波新经济的潮流实际上是一个横截面，对各种经济都会造成冲击，或者机遇。

　　新经济包括几个关键词：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金融、众筹等，这些新技术产业打破了“不可分性”（网易研究局注：如果一种商品具有一个最小单位，在此单位之下其质量仍保持不变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称其商品是不可分的，这种性质就称为不可分性）。可以说，基于网络的新经济模式，使得“不可分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打破了，网络节点数越多，越可能产生指数级的交易以及潜在的福利，这是非网络时代没有的。一个环境中的交易对象（玩家）以及潜在交易对象、潜在交易节点、链条越多，加上不可分性被打破，则交易对象、玩家之间的潜在互动就可能越多，也就越可能产生更大的市场潜力。

　　为什么新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不错？之前，中国的网络节点的数量也已经足够多了，但大多数人只是分享着一些资源，由于不可分性，这些散的资源由于规模又不够大，难以产生技术的跃迁和新产品的出现，所以之前这种网络结构在不可分性的限制下还成为了劣势。但是有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不可分性被打破了，网络节点和资源的互动能够以任意小的单元展开并且日益频繁，比如说共享经济的出现，也就带来更大的市场活力和潜力。

　　总的来说，新结构经济学也正在深化对禀赋及其结构的内涵和外延的探讨。网络结构与要素结构、现有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甚至地理结构一样，也可被看作一种禀赋结构，如果政府能够利用好网络结构，因势利导地开发它，允许市场里的主体去利用它，但又根据中国相应的发展阶段去规制它，这未必不能成为超越、跃迁当前发展阶段的契机。

　　网易研究局：今年，阿根廷、土耳其等多个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波动，从新结构角度有什么建议？

　　颜建晔：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家近期出现了大幅的经济波动，有他新一届领导换届政策不当的因素，但我更希望能从历史根源的角度，探寻一下。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些这次并没有浮出水面的经济体，即并不是大幅波动，而是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谁？墨西哥。前述一些国家，不管是波动、还是停滞，他们在历程上所经历的共性是什么？比如说墨西哥，它的市场全方位非常开放，不是说不要开放，在诺奖得主斯宾塞和索洛组建的增长研究委员会中发现，成功的经济体5大显著共性之一就是开放，但这是一种讲究时机、范围和结构的开放，而不是像墨西哥那样，未充分考虑结构性的市场放开，这也是走出发展经济学1.0、即赶超策略，但步入发展经济学2.0、即华盛顿共识、全面私有化和无条件开放的典型例子，矫枉不能过正，这使得开放当时还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市场结构暴露于世界市场之上，之前遗留的并不适应比较优势的经济结构又变成了无法适应外部世界分工的格局。

　　政府要根据目前的禀赋结构，作出前瞻性的判断和布局，这个禀赋结构是广义的、抽象的，如前面说，也许不光是资本劳动比，产业结构，还包括新经济时代的网络结构、城市农村之间的分布结构等等。

　　颜建晔：目前来看，国开行主承销发行的熊猫债是比较符合学理，也比较符合实际及目前发展阶段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途径。能够让中国资本和国际资本、国际项目接轨，嫁接到发展阶段还次于中国的一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中，并从中分享它们发展的红利。与此同时，也允许一些外国潜在产能与中国过剩产能以人民币计价的形式“优势转换”、互惠合作。

　　这个问题，在我的理解里面，还涉及“第二大经济体陷阱”这个话题（网易研究局注：是指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很难成功超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现象）。

　　从历史上看，中国不是第一个走到这一步的国家，前一个是日本。日本经济从二战之后大部分能够达到每年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增长，但最终也没有超越美国，止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增长陷入长期的停滞。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决策层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政策会对他自己有影响，也不认为中国是有实力和美国“下棋”，直到2009年，中国超越日本，来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

　　美国超越英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之后，再也没有出现第二到第一的案例。我觉得，本国货币的国际性结构，很重要。美元是国际货币，那么美国的金融危机就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对美国完全开放的国家稀释风险。第二大经济体的货币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呢？同样取决于本国货币国际化的方向与结构。日本当年也发行了武士债券，但是有没有达到让发展阶段还次于日本的经济体能够充分接受日元计价结算的程度，注意这不是面向更发达经济体，即第一大经济体的开放和国际化。应该来讲，当时的实际情况，在第三大经济体往下，日元难以和美元并驾齐驱，因而无法稀释它本国的房地产金融危机。反观美国，不管是互联网泡沫，还是后来的次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通过风险的外溢来缓解本国的危机，其中一个条件是美元是国际货币。就好比一个例子，水龙头打开，上游的水留到中游，中游要想让自己不堵塞，是要一方面适度打开面向上游的截阀，但更重要的是让下游更好地愿意接着自己留出去的水。

　　我不是货币和汇率问题的专家，这里仅谈资本市场开放的流程和幅度，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节奏、范围和去向，和目前的一些研究有关。人民币国际化，走出国门，8个方向，一视同仁？还是注重国际化的方向与结构？

　　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面向比中国发展阶段落后的国家的本国货币国际接受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其中熊猫债的发行，尤其在中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的阶段和环境中，是人民币国际化可接受程度的重要举措。

　　另外，资本市场的渐进开放也是抵御国际金融波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国际金融和人民币国际化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副校长丁志杰教授也一直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渐进开放的路子是走对了，林毅夫教授也在新结构经济学与发展阶段的视角下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应该渐进式开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联储的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也涌现出一些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反思。如果出现了一些外生的、无法控制的国际经济问题，我觉得目前中国资本市场渐进式的、有控制的开放，能够以最优的方式化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