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踔厉奋发、奋起直追

　　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高端制造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加强技术研发，提高国产化替代率，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如果我们每一座城市、每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每一家科技企业、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都能围绕国家确定的发展方向扎扎实实推进科技创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目标。

　　李雪松：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是维护的必然要求。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当前我国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一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较大差距。不掌握核心技术，迟早会被别人“卡脖子”，国之重器不立足于自身，容易动摇发展的根基。

　　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正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新技术突破加速带动产业变革，对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关键核心技术，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是否掌握核心技术不仅影响全球产业布局，更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放眼全球，在历次科技中，各国都把攻克核心技术作为不二的战略选择；信息化时代，各国对核心技术的保护更是不遗余力。要想真正成为现代化强国，唯有掌握核心科技，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越。

　　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要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畅通经济循环。新动能首先来源于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而新兴产业通常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科技成果转化和大规模商用的直接结果。一项关键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不但能解决被别人“卡脖子”问题，更能产生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条，催生和培育出新兴产业，创造出新的需求，并且能够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行业层面，一些产业链的部分关键环节依赖国外供给，存在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在基础材料、关键元器件等关键共性技术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要迈向中高端，根本上靠的是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我国在通信设备、高铁、核电等领域之所以能实现快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聚焦核心技术，持之以恒地开展研发攻关。

　　李雪松：形势逼人。“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是当前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事关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事关发展全局和、事关国家战略和关键领域。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暗流涌动。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的竞争空前激烈。我们必须刻不容缓，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挑战逼人。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而我国还面临着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科技创新资源整合不够、科技创新力量布局有待优化、科技投入产出效益较低、科技人才队伍结构有待优化等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在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过程中，下大气力解决这些长期存在的难点。

　　使命逼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面对这份庄严使命，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在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这条道路上攻坚克难，奋勇前行。

　　记者：习总此次考察充分肯定了湖北在科技自立自强上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立足自身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作为科教大省的湖北，应当如何担起“率先实现突破”的责任？

　　李雪松：湖北是科教大省、制造业重地，科教资源丰富，产学研用链条较为完备，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处于全国第一方阵。湖北要担起“率先实现突破”的责任。

　　要下好“先手棋”。“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搞清楚。加强基础研究，是打好这场攻坚战的核心所在。湖北应加快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加快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湖北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要激活“第一资源”。人才是第一资源，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源头活水”。湖北科技人力资源丰富，应当建立高层次人才工作平台，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人才双向流动通道；引育一批诺奖得主、院士和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战略科学家，完善人才引进的特殊机制和绿色通道；探索企校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相关专业学科建设。

　　要凝聚“八方之力”。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湖北路径，推进“揭榜挂帅”“”等创新攻关改革机制；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培育壮大高科技优势产业集群；加大科创基础设施、数据库、人才库、企业库等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力度；打造武汉都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创新共同体。

　　要改革科技体制。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一是综合运用财政、税收、土地、金融、贸易以及科技项目、基地、人才、评价等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金融机构、社会组织以适当形式投入，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二是完善科创企业动态信用及征信体系，提高研发人员成果转化收益的分配比例和税收优惠，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机制和全覆盖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三是引进市场化竞争机制和科学评价体系，“破五唯”立新标，创造良好科研生态。

　　记者：在华工激光的企业激光科技馆、半导体面板激光智能装备车间，习总强调，“高端制造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理解高端制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这种“重要支撑”作用？

　　石军伟：高端制造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进程进入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既可理解为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也可理解为制造业体系中新出现的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行业部门。从世界工业发展历史的视角来看，高端制造产业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综合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和突出标志，决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

　　综合来看，高端制造业的“高端”，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含量高，高端制造业是知识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不仅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而且集成了多学科和多领域高精尖技术，具有很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二是产业价值链位置高，这不仅体现为高端制造业产品的高附加值特征，而且体现为高端制造业的先进生产设备、有影响力的产品品牌和领先的现代管理模式。从全球价值分工体系来看，高端制造企业在产业链中往往处于控制节点位置，具有较强的产业价值链控制力，能够影响其他下游企业。三是生产要素投入高，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研发难度大、环节多、工艺复杂，企业生产所需的仪器、设备、材料、基础数据往往本身就很昂贵，具有很高的价值，必须投入高额的研发费用、集聚大批高级的研发与技术人才。一般来说，这些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往往短期内难办到，需要长期积累才可能实现。四是带动力高，高端制造企业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超强的创新能力，使其可以对上下业形成很强的产业关联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进而对整个产业链的技术扩散、创新生态系统和竞争力水平都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以汽车制造业为例，一辆车由约2.8万个零部件组成，涉及的行业数量广、产业链环节多、技术突破点复杂，任何一个零部件供给质量不足，都会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质量水平。因此，汽车制造业对上下游联动发展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带动力是非常重要的。

　　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高端制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习总强调，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从世界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工业始终是技术创新的主要阵地和新兴技术应用的重要载体，高端制造业则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源。工业大国可能依托传统制造业发展，靠规模取胜，但工业强国则必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靠科技综合实力取胜。而科技综合实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主要体现为科学技术、品牌、现代管理、制度、基础数据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显然，传统制造业与高端制造业的最大差距在于科技实力。传统制造业依靠的是传统工艺，高端制造业依靠的是高新技术、精细化管理、高端装备和高级化的人力资本。因此，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促进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是高端制造业提升制造产业链整体竞争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记者：习总指出：“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加强技术研发，提高国产化替代率，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不久前闭幕的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打造制造强国高地”。湖北是制造业重地，在高端制造领域应该寻求怎样的突破？

　　石军伟：进一步强化战略定力，保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促进高端制造业比重持续上升。制造业是高端制造的基本盘，其规模和质量决定了高端制造的发展质量。要加大投入力度，避免制造业占比过早过快下降，在全省范围内促进高水平的工业化进程，持续推动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强化高端制造优先发展的战略定力。其中，高端制造专家级人才、高级别技术工匠和优质金融资本，应该是专项政策重点关注的领域。

　　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和企业集团。在高端制造领域寻求突破，关键还是要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要引导和支持行业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形成良性合作关系，集中精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着力突破高端制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以这些大企业和大集团为主体和依托，培育出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整合和产业链扩张，不断强化品牌战略，提升企业产品的附加值水平，在高端制造领域形成“中国制造”和“湖北制造”的国际性企业群体。此外，按照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强化产业链分工、降低创新成本的基本原则，围绕龙头企业，着力培育一批在自主创新、技术突破、工艺质量、品牌声誉、服务体系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世界高端制造产业集群，为湖北“打造制造强国高地”筑就坚实的产业基础。

　　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近年来，一个以数据服务能力为基础，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数字经济时代正在加速到来。高端制造对数据要素市场的需求将更为迫切。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制定政策，进行数据战略顶层设计，希望把握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要素为制造业高端化发展带来的历史契机。《“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都明确指出，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在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高端制造，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方面，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决定性问题。湖北在数据要素市场法律法规、交易机制设计等配套制度措施建设方面，以及数据标准化、商品化、资产化等基础性问题解决方案方面，应该可以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形成促进高端制造与数据要素市场高质量互动发展的“湖北模式”。

　　记者：在同企业职工亲切交流时，习总指出“科技创新，一靠投入，二靠人才”。科技自立自强，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人才的重要性？

　　钟书华：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应对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的客观要求。科技自立自强的主体是人才，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在新发展阶段，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充分认识人才的重要性，将人才资源开发放在最优先位置，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的国家竞争优势。

　　科技自立自强，青年科技人才是我国紧跟世界科技前沿的坚实保障。科学计量学研究发现，科学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最佳年龄区在25-45岁之间。科学史也表明，青年是科学创造的最佳年龄，许多独创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出自青年。在我国，航天领域著名的“嫦娥团队”“神舟团队”和“北斗团队”，平均年龄都在30-40岁之间。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应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应给予青年科技人才更多的信任、更好的帮助、更有力的支持。

　　科技自立自强，顶尖科技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在科学史上，重大的新发现、新发明，多由杰出的科学家个体完成。科学家对“知识增长和应用”的贡献，会得到“承认”和奖励；这种“承认”和奖励直接影响科学家的知名度和声望，影响科学家的社会分层位置。在我国，顶尖科技人才得到较高的“承认”和奖励，处于社会分层高位。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应充分发挥顶尖科技人才的作用，同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集聚更多的顶尖科技人才。

　　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科技人才是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的重要力量。战略科技人才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为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战略科技人才中，钱学森是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是中国近代力学、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李四光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当前，全球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复杂性、系统性、协同性显著增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科技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科技自立自强，国外科技人才是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参与者。近代科技史表明，科技人才大量流入的国家，是形成世界科技中心的必要条件。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实行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用好全球创新资源，精准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形成具有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记者：习总指出，“要尽可能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和工作生活环境，让科技工作者为祖国和人民作贡献”。当前，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和工作生活环境，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我们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改革攻坚？

　　钟书华：在公共管理学看来，人的行为是制度的产物，制度体系及运行机制影响了人的生存状态和行为取向。同样，在科技共同体中，科技体制机制影响了科技人才的工作生活状态和创新行为。因此，应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科技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使用机制和竞争机制。

　　推进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积极为人才松绑。应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规律，进一步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做到人才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应维护科研组织内部的自治性，尊重专业，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科研用人主体充分授权，发挥科研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中的积极作用。应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让人才从科研管理的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的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

　　推进人才评价体制改革，鼓励人才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作出贡献，追求卓越。应秉承“促进知识增长和应用”的科学发展宗旨，科学设置人才评价标准。坚持凭专业才能、创新成果和服务社会评价人才，着力解决评价标准“一刀切”问题。对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应着重评价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学术水平和科学界影响等；对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人才，应着重评价技术成果、取得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成果转化、对产业发展贡献等；对从事社会公益研究、科技管理服务和实验技术的人才，应着重评价工作绩效，服务水平、技术支持能力，服务对象满意度和社会反映等。

　　推进科技奖励体制改革，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投身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科技奖励应突出价值导向，鼓励科技人才围绕“四个面向”进行深入研究，取得创新成果，服务社会。科技奖励应强调公开公平公正，科技奖励工作应增强提名、评审的学术性，明晰政府部门和评审专家的职责分工，评奖过程公开透明，鼓励学术共同体发挥监督作用，进一步提高科技奖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科技奖励应注重稀缺性，提高科技奖励声望，并逐渐构建一种科技良性竞争机制，为科技创新注入活力。

　　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当前，改革的重点是结合区域、部门和单位实际，细化、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逐步提高科研人员收入水平，发挥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鼓励科研人员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合理收入。在收入分配中，通过优化工资结构，稳步提高基本工资收入，加大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绩效奖励力度；应制定以实际贡献为评价标准的科技人才收入分配激励办法，突出业绩导向，建立与岗位职责目标相统一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合理调节单位内部各类岗位收入差距，积极解决部分岗位青年科研人员和教师收入待遇低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