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说中的科技善恶

　　我从最近引进的早坂吝的系列推理小说中，看到一些变化，不再是传统的犯罪及制止犯罪，而是有大量高新技术的加入。比如手机中的人工智能成了侦探，在破案中起关键作用，而罪犯同样是人工智能。

　　在这位1988年出生的日本作家的《四元馆事件》一书中，还出现了更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情节。比如可食用的机器人参与犯罪，这种蠕虫似的微型机器原本是被设计成一种医疗机器，可进入病人胃肠来完成治疗，或用于救助灾难受困人群，后来却成了替代投毒的一种工具。

　　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新能源，也成了犯罪道具；能够变化形态的智能化建筑更是扮演着不凡的角色。在《犯人AI》中则出现了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电车难题和量子隧穿效应，智能手机实现了对全球信息的天网式监控，大脑中植入芯片的儿童被训练成新型人工智能生物。而在《无人机侦探》中，起到侦探作用的是拥有超级算法的无人机，它们帮助因为身体缺陷而无法成为的主人公实现打击犯罪的愿望。

　　推理小说仅仅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时代变化，即科技越来越成为“第一现实”。就以智能手机来说，它最早出现在1993年，不到30年时间，已成了人们的亲密伴侣，甚至被称作的新器官。这也是早坂吝把侦探和罪犯都集纳在智能手机里的一个理由吧，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当然不仅是手机，基因工程、卫星技术、纳米科学、新能源应用等，都全面介入到生活中。

　　这些科技给人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风险。比如电信网络成了智能手机普及后的一种新型犯罪。《新京报》今年6月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在2015年11月成立了全国首家省级反电信网络犯罪中心，现在全市单日拦截到的电线万个电线多家派出所的反诈中心的反诈专员逐一联系。过去5年，北京市避免群众因电信网络导致的损失达150亿元，返还涉案资金6亿元。这样的金额，是公交车上的小偷或入室盗窃的盗贼望尘莫及的。

　　另外也出现了关于无人机暴力，比如无人机杀人的探讨。无人机杀人的一个悖论在于，远距离坐在电子屏幕前的操控手，可能并不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感，他按下的是电脑按键而不是机枪扳机，如同在玩游戏。同样地，在元宇宙和虚拟世界，杀人娱乐是否属于犯罪，也引发了讨论。哪怕杀的不是真人，但杀人者内心唤起的仇恨，跟真实世界的人类是否一样呢？这也是新型推理小说关注的问题。

　　因此，早坂吝的作品并不是纯消遣性的。高科技既是制止犯罪的新手段，也可能被犯罪分子用于更可怕的目的。如《四元馆事件》中，罪犯人工智能通过控制人类，能够向目标投掷由导弹组成的“弹雨”。

　　即便不是这类犯罪，日常中，大数据、生命科学和机器人的应用，也牵涉有关问题，并引发质疑。比如，是否可以针对特定人群赋码而制止其出行？能不能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会不会产生一种自动杀人工具？

　　在早坂吝的小说中，人工智能可以用方式操纵人类杀人，一台机器也可以拜托另一台机器解决掉目标。这样的“罪犯”能不能受到现有法律的制裁？许多都已不再是科幻的未来，而正在成为身边的现实，它越来越引发对一个问题的思考，即如何做到“科技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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