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之后我们对中国教育科技的5个深刻反思

　　发展了30余年的中国教培行业，曾有益补充了公立教育和家庭教育，但也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双减之前，焦虑广告铺满每一个目光所及的角落，疯狂融资刺激着每一个创业者的神经。行业沸腾，资本狂欢，在那个烧钱获客转化的时代，鲜有人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鲜有人思考国家的人才培养。

　　似乎真能减轻孩子的负担，中国孩子可以有一个“留白”的童年，保留“好奇”提高“素养”，以应对未来的世界。作为家长或将来作为家长，都该为这一政策鼓掌。翻到硬币另一面，有人受益必然有人遭殃。教培从业者面临的是亏损负债和丢掉饭碗。政策带来的退费挤兑，正让数十万机构破产倒闭。在机构工作了多年的普通老师，又能干什么呢？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家教中心关闭，病疴顽疾尚未退尽，多少尽心于教学且与国家教育政策相符的优质机构“陪绑”在这轮严苟的整顿中？

　　时间回到2017年。好未来市值攀升至170亿美元，超过新东方成为市值最高的教育企业。行业里的投资人和创业者，都把目光聚焦到这家主要做K12课外培训的企业身上。这一年，VIPKID创业三年营收50亿，D轮融资2亿美元，在线教育再度疯狂起来。在VIPKID之后，掌门、DaDa、作业帮、猿辅导、跟谁学、学而思网校，一个比一个火热。次年，《教育信息化2.0发布》，力争到2022年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目标宏大令人无限遐想。

　　2021年双减文件之后，新东方和好未来两位教培大哥，市值一泻千里，年初至今股价均暴跌超90%。当初谁烧钱砸广告越狠，如今谁裁员降成本越凶。资本也主动或被动地撤退。果然如俞敏洪讲得那样，“最终是一地鸡毛”。

　　反观对岸的美国，没有经历过火热的营销大战，教育科技却迎来硕果累累。Duolingo上市，Canvas，Powerschool也上市。2021年上半年美国教育科技的融资额达到32亿美金，是2020年同期的三倍，还有Quizlet、Flipgrid、Seesaw、Clever等形态各异的，在美国中小学应用广泛的教育科技产品。可预期的是，未来几年，随着学习习惯的改变和教学方式的演进，美国的互联网教育的土壤会更加肥沃，新型的教育创业项目蓬勃而出，美国的教育科技迎将来更广阔的发展。

　　我们需要反思，中国的教育科技起步不比美国人晚，我们教育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不比美国人差。甚至，中国教育科技拿到的钱要更多。但如今，为何我们走到了如此尴尬的地步？为何我们“一把好牌打烂了”？

　　“海淀黄庄大撤退。”当教培从业者走过“教培圣地”海淀黄庄时，无论是看到新东方和学而思的logo，还是看到原来挤满写字楼的机构如今要么退店要么闭店，都难免唏嘘伤感。撤退的不止是一个海淀黄庄，更像是一整个教培时代的落幕……

　　双减文件后，教培行业进入强监管时代，热极一时的教育投资迎来“冰点”。今年上半年，无论是教育服务业还是教育科技领域，大笔投资几乎为零。可以预期，很长时间里损失惨重的投资人不会关注这条“赛道”。

　　此外，行业和企业的坍塌也加速了人才的流失。曾经“教书育人”的行业，一转身被贴上了“黄毒赌”的标签。也许，只有心性坚定的教育者还会在这个领域内前行。大多数的高级技术人才、高端管理人才、创业者都将不再进入这个领域。

　　一位教育领域创业者跟我说：“经历疫情时，我们还能给自己鼓鼓劲撑过去。现在双减了，我们几乎都丧失掉了信心。原来我们创业者聚到一起，还会聊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和改变教育，现在都很低落，能赚点小钱就很好了。”

　　显然，这些并不是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却是双减文件实实在在的“副作用”。中国的教育科技，不再需要这些创业者了吗？不再需要高级技术人才了吗？不再需要高端管理人才了吗？不再需要风险投资的支持了吗？不再需要民办企业的创新了吗？

　　我们的在线教育是“一把好牌打烂了”，我们的教育信息化则是“起了大早赶了晚集”。甚至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年5000亿投入的“教育信息化”，在新冠疫情期间大多毫无用处！

　　针对我们教育信息化的弊端，有个精辟总结是“不好用、不想用、不会用。”鲁家钰老师曾问过身边的家长和老师关于学校提供的软件和平台的看法。以“家校通”项目为例，这类项目产生了多家上市公司，但是问家长与学生，大部分都回答：“远不及微信好用。”“以资源平台的应用为例，我想在课堂上分享一个视频资料，如果是微信，直接把视频从桌面拖进微信群中就好。资源平台的话，我先要登录，找到课程，把视频按照指定的方式上传，这还不算完。我还需要对它进行描述：年级、科目、知识点等等。最后，再把链接发给同学们，他们要登录才能查看。这操作绕了地球都有一圈了，而且每增加一个入口、一次点击，对用户来说都是心理负担。”

　　我们需要承认，中国以往大部分的教育信息化投入都是低效的。具体来看原因，大部分资金是由各级财政主导的，采用的模式是招投标制度，围绕着这样的机制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团体。科大讯飞的财报中显示有1500家代理商，大大小小的代理商在各区域各学校周围形成了层层包围，他们决定了项目使用的产品，甚至可以决定项目的内容。在这样的链条中，不是由一线的学校与老师来决定购买什么样产品，甚至他们没有发言权，这如何能够产生正确的决策？

　　中国教育信息化布局了20年，我们收获了什么？在美国学生用电脑已经实现中小学全覆盖的今天，教育部新出的加强教育新基建的文件中还在探索“有条件的地区试验学生用设备”。之所以如此，是经费投入不足吗？并不是这样，国家每年5000亿的教育信息化投入，甚至给出了“三通两平台”和“三全两高一大”的具体路径，各个地区和学校也买了各种“高端装备”搭建了“三个课堂”。但遭遇突发的新冠疫情，很多信息化系统竟然全面瘫痪了，莫大的讽刺。但是疫情结束了，在一个个招投标中，还是那些项目还是那些公司。

　　我们先后反思了“校外的在线教育企业”和“校内的教育信息化”为什么都没有做好。我们简单地认为，在线教育派需要多一些对教育的敬畏，教育信息化派需要建立让教育者决策的制度。

　　正是因为缺乏对教育的敬畏，创业者与投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国计民生”的行业，企业的运营与投资的决策，都需要基本的社会责任感，铺天盖地的广告势必受到严惩。创业者与投资人也没有意识到教育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产品是否正确，做到足够有影响力时不被监管方取缔，并不完全由“孩子喜欢”、“家长抢报”、“续费率”这些指标决定。

　　正是因为不是由教育者和使用者决策，校内的信息化是由大大小小的利益方决定的，信息化市场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的能够产生优质产品的市场，而是一个由关系能力决定的市场。校内所使用的产品，要么是常年停滞在类似MOOC这样的“政策正确”产品里不再向前，要么不断拼硬件设备参数，你家四个摄像头他家就八个摄像头，你家能增加个性功能他家就能任意定制开发……

　　拿MOOC举例。MOOC在美国兴起后，中国也迅速跟进。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采用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由政府主导了推进。这种模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短期内迅速追赶甚至超越。这种模式的缺点是非显性但极其深远的。当MOOC成为了占据教育科技创新的遮天大树，新的模式在其下很难生长。更何况，MOOC有一时之热，但未必是能成长为大树的“苗”。

　　在美国MOOC型项目已经不是主潮流。MOOC之外新的模式和创新层出不穷。比如，美国Google Classroom的使用率在中小学达60%以上，大学里Teams的使用率接近90%，IPAD、Chrome Book等设备在美国中小学初步实现全覆盖，Seesaw、Flipgrid、Razkid、Quizlet等作业工具和PBL学习工具的普及率也在70%以上。

　　当教育科技公司都在“卖关系”和“卖参数”，中国的教育科技就走到了尽头。教育部制定的很多政策都很对甚至超前，但层层落地执行后就变味了。

　　我们说，中美几乎同一起跑线，我们“一把好牌打烂了”！我们说，中国教育信息化布局了20年，但在疫情下用处微小！我们惭愧，中国教育科技为何走到两个极端“卖课”和“卖关系”！我们伤感，教育科技领域或许很难再有人才和资本进入了！

　　首先，我们坚定地认可国家的教育改革，以及承认教育科技将在其中发挥重大。我们正在推进社会主义人才核心素养的建设，我们正在推进新课标和新高考的改革。仔细研究我们在教育和教学方面的改革，看一看我们当今社会和未来世界，我们会发现离开教育科技的支持，很多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根本无法落地，适应未来社会和国际竞争的人才也难以培养。

　　其次，我们认为教培治理会降低市场规模，会打击从业者信心会让人才流失。这是无奈的，也是正常。过去很多教培机构，营销驱动，贬卖焦虑，融资续命，在众多行业论坛上谈AI谈招生谈融资，却很少谈孩子谈教育谈社会责任。教育科技应该是多元的，做内容做工具做服务做平台，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卖课。这一轮的整顿后，也许能够从校外从业者回归教育，给未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最后，我们认为中国教育是一个极其庞大且专业的领域，科技也必然要发挥生产力作用。政府学校也好，校长老师也罢，也渴望拥有真正能助力教学的工具和平台。不同于原来的招投标采购，用户和客户分离且割裂。以后要老师和学生说了算，要从“以管理效率为中心”变成“以教学效果为中心”，要从“以学校为中心”变成“以学生为中心”。

　　“双减”是对的。在一个各方都不能遵守底线的行业里，没有成功者。“双减”也确实产生了副作用。很多优秀的创业创新者退出，资本和人才流向领域。但是中国的教育科技并不能因此止步，恰恰相反更需努力迎头赶上。“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看清了生活，却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能在教育领域继续坚守的，想必也是内心对教育更加坚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