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担心我们的社会被各种热点带歪

　　这与我对新闻评论所应承担的社会功能的认知有关。我认为，当一个热点社会新闻被报道出来的最初一段时间，事实本身通常是很不清晰、很不全面的。因此，真正需要的是关于该事件的详实报道，而不是关于它们的意见。

　　只有当一个热点事件包含的主要元素、逻辑关系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对于社会大众的普遍意义充分呈现出来以后，才是观点登场之时。对于那些十分孤立和偶然的事件，分析和评论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也不可能靠谱。

　　我青少年时代听到的最多的号召和文学抒情，是“投身火热的社会”、“融入火热的生活”之类。实线年代虽然是积极向上的，但根本谈不上有多么“火热”。

　　相反，眼下倒才真是一个“火热的时代”。几乎每天，你都会被各种各样的热点事件搅得心神不宁，时而义愤填膺，时而欷歔感叹……很少有清冷的时候。

　　但作为一个曾经的新闻工作者，我近年来思索最多的，除了传统传媒业的衰落，还有新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我现在越来越担心的一件事情，恰恰就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被“火热的”新闻带歪了。

　　不管公众中有多少是手机须臾不离手的网民，也不管他们多么热衷于在那上面看热搜、追热点，明智的施政决不应该被他们好奇的那些令人炫目的热点新闻带偏节奏。

　　当一个大城市的某家餐厅发生了一起因为刺身菜品不卫生致使许多人腹泻的公共卫生事件，就会有人要求该城市、该省、乃至全国制定法规，禁止餐厅供应生食；

　　当一场百年不遇的罕见暴雪席卷原本温暖的南方地区、留下一地狼藉后，更会有人主张今后热带地区也应该建设高标准防雪基础设施……

　　有句话叫作“新闻是社会的晴雨表”，我在大学读新闻专业时对它深信不疑。然而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和对新闻专业理解的加深，我越来越感到必须对这句话作出审慎的理解。

　　新闻媒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行业，这点毫无疑问，尤其对于监督权力运行而言。但新闻的重要性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并不是一回事，很多时候甚至充满了矛盾。

　　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一个事件之所以具有所谓“新闻价值”，能够吸引眼球并被广为传播，是因为它很难得发生，极为罕见。哈尔滨下了一场大雪，或许永远也不会博得任何报纸和电视的青睐；但如果三亚下了一场雪，哪怕只是一点点小雪，就能轻而易举地登上许多媒体的头版头条。这就是我们行内人经常开玩笑说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但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系统，恰恰应该把自己关注的重点以及自己所掌握的有限资源，投入到每天都在重复发生的平凡事务中去，比如绝大多数芸芸众生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都可以说毫无新闻价值。

　　所以，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的理想治理是“天下无事”。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社会应该鲜有那些不合常理的极端之事。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官府和官员不应该去主动和无端“生事”。

　　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太保守了，但它隐含的内在精神是具有很大启发意义的：平淡乏味往往就是好的社会，恰好与新闻工作追求的目标截然相反。

　　我刚到报社工作时，经常听领导和前辈们说，写新闻要避免“工作性”，要努力“社会化”。意思是，新闻是写给读者而非写给采访对象看的，而采访对象认为重要的一般总是他们在自己的专业工作中所关注的，但这些往往不是身为外行的读者所感兴趣的。所以，报道者应该站在读者的视角，努力发掘能够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新闻素材。

　　这话当然是对的，也是报纸作为一种市场产品之所以存在的理由。然而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各种专业领域里的工作，尤其是公共政策，是不是也应该遵循各自的专业规律和轻重缓急，而非盲目迎合新闻消费者的需求呢？

　　因此，如果政策被新闻热点牵着鼻子走的时候，无论是决策者本能地为了主动引起社会关注，还是被动回应压力，都很可能走向真正的善治的反面。

　　遗憾的是，随着流量的日益重要、注意力的日益稀缺，加上高质量传统媒体的日薄西山，要坚守这一点越来越困难。

　　在从事了30年新闻工作之后，我现在认为，这句话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提醒所有新闻工作者必须要真实客观地记录和报道每一个新闻，而决不能有任何有意无意的歪曲。在职业伦理和专业方法上，新闻与历史有很大的类似性。

　　至于记录的内容，则今天的大多数新闻注定成为不了明天的历史，而今天被媒体忽略的很多事，则反而很可能成为明天的重大历史。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很有感慨地说过，历史上很重要的事，往往几句话就过去了；而历史上不重要的事，往往反而可以长篇累牍写不完。历史上的一场战役总能引来连篇累牍的描写，而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制度变革则往往语焉不详。

　　更有一些历史事件，刚发生时并不引起时人关注，无声无息，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却越来越显出其重要性。马丁·路德在小城维滕堡的教堂大门上贴出一篇《九十五条论纲》，在当时肯定不会被认为是多么重要的事，至少远远不如当地大主教的一场弥撒那么受人重视。但到了今天，人人都知道宗教改革，但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当时维滕堡的主教是谁。

　　钱穆先生是从学历史者应该具备的见识来讨论的，但也从中可看到所谓“新闻的重要性”与“历史的重要性”之间的重大区别。

　　今天这个“热”社会的第一条显著特征是，由于传播的迅捷和集中，当一个个热点被披露出来，常常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吸引巨大的注意力。而焦虑中的人们在看到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特别是悲剧性事件后，总是不假思索地要求采取断然行动，哪怕存在极大分歧。

　　这个“热”社会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在我看来也是当前最错误和有害的流行观点：这些离奇的事件都应当、并且也完全可以通过社会的系统性改变来加以纠正，直至彻底杜绝。

　　人们很少愿意进一步思考一下，这些事件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抓住社会大众的眼球，拨动大家的情绪，不正恰是因为它们极少发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吗？又或者恰是因为它们充满偶然性，不合常理，甚至难以解释吗？

　　如果我们要求社会作出系统性的调整，以便能够从根本上避免这些“十年一遇”、“百年一遇”、“千年一遇”和充满偶然、不合常理、难以解释的事情（哪怕它们很悲惨）的事情，那么，我们将为此付出多大的成本？

　　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拥有再多的资源，它也总是有限的。如果要求三亚为千年一遇的暴风雪做好充分准备，就必然意味着它留给每年都要发生的台风和酷热的资源就会减少……

　　这又意味着，今天所有人可能强烈地要求三亚为暴风雪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明天所有人就都把这事忘到了九霄云外。当新的热点接踵而至时，他们又强烈地要求采取新的行动，比方说，要求和田为暴雨洪水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

　　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有可能发生一些偶然的、极端的事件；同样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它们也都是极少发生的小概率事件。

　　好的社会总是将最多的资源和关注投入改善最大多数人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老惦记着去预防和解决那些极少发生的、不可预测的小概率事件。

　　退一步说，好的社会不会试图杜绝和预防它们的发生，而是有能力在它们一旦发生后作出迅速有力的救济，将它们对直接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降低到最低程度。

　　从更为抽象的哲学层面说，偶然性与自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自由，带来了一切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中必然也包含了灾难。如果人们想要追求富贵，那么他们就必须承担所谓“旦夕祸福”的潜在风险。

　　在现代社会，更多的新闻、更高效的传播应该让我们获得更多以前不可能知道的信息和知识，进而大大增进我们自由选择的机会。但在今天，我却隐约看到了它们正在压缩这些自由和选择的前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